在唐朝建立之初,政局并不稳定,社会动荡不安。唐太宗遵循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坚决施行仁政,开源节流,劝课农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开创了贞观盛世。在治理方面,官员做到恪尽职守,王公贵族不敢胡作非为,商队与偏远地区通商,没有盗匪往来;百姓散养牛马羊,无人偷窃。种种现象足以反映贞观盛世时期,社会治理有效,百姓安居乐业。
贞观时期社会治理的经验后来由唐代史学家吴兢所著成《贞观政要》,涵盖了大量的经济体系措施、施政理念的讨论、社会风俗的提倡、决策方针的制定和教化治理的表现,整体表达了三种政治思想:一是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二是任人唯贤的思想;三是居安思危的远虑思想。
社会治理应以人为本。唐太宗曾言:“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从贞观初期,太宗便命五品以上的在京官员,在中书省内轮流值班,以便随时询问民间疾苦、政事得失,在此基础上,新定的刑法律令才能贴合群众实际,更利于社会治理措施的推行。放眼今日,基层治理同样必须要以人为本。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点必须落到乡镇、社区。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要坚持脚底常带泥土、心中常装百姓,放下“官架子”,走到居民院坝、田间地头,用接地气的方式,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拉家常、话里短,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急、所盼,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努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社会治理应任人唯贤。《贞观政要》曾对治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见解:“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至理。”而唐太宗与魏徵的君臣佳话也曾留下警示世人的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任贤使能不论亲疏,不避怨仇,不囿于派系,更不问其出身。对隋朝旧臣房玄龄、中郎将常何的门客马周、一介布衣张行成等人都能不问其出身和不避仇怨使用。更为可贵的是,他敢于冲破民族偏见的藩篱,选拔少数民族人才。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急需一支爱国奉献、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为推进基层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提供动力之源。在人才引进的对象上,结合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才需求,引进不同专业,不同技术层次的人才。要厚植本土人才的乡土情怀,鼓励其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在人才引进的条件上,对于急需人才的条件要求可适当放宽,更注重人才的工作经验及工作能力。对于特殊技术人才要加大引进力度,人才引进要注重专业性,以精准化为目标导向。同时,要建立健全治理人才的培养机制和激励机制,提高基层人才素质,让人才“引进来”,也要“留得住”,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应居安思危。在《贞观政要》中这样描述唐太宗的忧患意识:“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够推动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稳步前进。2018年1月5日,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贞观政要·直谏(附)》中“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强调领导干部要始终抱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这样才能在面对困难和风险之时及时做好应对举措,进而保证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我国既有类型多样、发展差异明显的广袤乡村,又有超大城市和快速成长的大中小城市,基层治理任务异常复杂、十分繁重。因此,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切实增强驾驭风险本领,着力防范化解社会治理领域的各种风险。对涉及多个部门、管理难度大、风险隐患突出的监管事项,建立健全跨部门综合监管制度,完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协同监管机制。针对城市和乡村的不同特点与实际情况,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完善依法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风险的体制机制,才能做到“备豫不虞”。(中共西畴县委组织部 郑舒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