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是门艺术

宋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一代名臣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在于“资治”，即“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乃“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该书蕴含着丰富的选贤任能思想，堪称古今“用人通鉴”。以其内容博大精深，记录史实详尽考据，成为史学者、研究者的必读之书;以其记述历朝历代的兴衰得失，镜鉴于后人，有资于治国施政，成为各级行政管理的领导人、决策者的必读之书;其中仁君贤臣的修身处世、待人接物的生活美德，可以启迪思想、辅导人生，成为广大读者的必读之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视人才问题，在选人用人方面留下了很多可取的思想和经验。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资治通鉴》经典论断，如“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等，用以强调选官用人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

近日，党建读物出版社继《朱批》《官箴》《循吏》《法言》《通鉴》《官诫》之后，又推出一部新书《选贤——〈资治通鉴〉中的用人得失》，这套史鉴类图书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持续关注和好评。该书作者吴鹏长期潜心研究《资治通鉴》，借历史之酒杯，浇灌现实之块垒，从过往之演变，提炼当世之借鉴，将心得体味倾诉于墨、著述成书。目录分设“智瑶的才与赵无恤的德”“苟变、陈平的小过与大才”“魏国高开低走与人才集聚流失”“从千金买骨到乐毅破齐”“自毁长城的赵国”“从求贤令到逐客令”“楚汉之争与用人得失”“汉文帝用人之失”“汉武帝用人”“汉宣帝与‘良二千石’”“京房考课法”“光武帝柔道用人术”“三国群雄用人特点”“唐太宗的五湖四海”“武则天的‘进退皆速’”“唐玄宗用人正误与盛唐兴衰”“百姓口碑与地方官选任”“逐鹿之后的用人取向”“顶住请托歪风”“论资排辈的历史由来”“吏部选官的历史争辩”等二十一篇，后附“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作为结语，抛出当代需要不断探索破解的课题。作者以历史的视角进行考察，对选官用人的史料提炼和解读，选取用人经验教训的经典案例，既删繁就简，又做到文笔生动;既年经事纬，脉络清晰，又兼顾历史故事的完整性，而非简单肯定或一概否定，从而管窥出古人在探索选贤任能这一治国理政首要命题时的艰辛与成就。

选贤的重要性不容置否。官员的贤德关乎国家的治乱兴衰，关乎民风的善恶厚薄，关乎君主的正邪劳逸，甚至成败存亡。虽然任人唯贤的道理备受中国古代统治者认同和推崇，但囿于制度的局限及统治者的好恶等因素影响，任人唯贤往往会被任人唯亲、任人唯利所取代。《墨子·尚贤下》对此有一生动比喻：王公贵族们对于修理坏弓、医治病马、剪裁衣料、屠宰牛羊，会选用良匠、兽医、裁缝和屠夫，绝对不会让骨肉至亲来做，唯恐任人不当损坏了私人的财物。然而，在涉及国家治理时，往往会举荐任用骨肉至亲、无故富贵和美貌之人。纵览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兴亡得失，便可以看出，真正做到任人唯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选贤与能”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现代汉语中，“贤能”一词通常连用，而在古代，贤是贤，能是能。如何释义贤与能?贤与能又有哪些关系呢?郑玄注解《周礼》曰：“贤，有德行者。能，多才艺者。”孔颖达《毛诗正义》云：“有德谓之贤，有伎谓之能。”由此可见，贤与能之分，德与才之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论德与才的关系：“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并根据德才将人划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在四类人群中，最当引起注意的是才能胜过德行的“小人”。博学多才固然重要，但若没有德行为承载，可能会引发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危害反而越大的现象。有鉴于此，古人在选贤时，一贯主张德才兼备，而且是以德为先。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选贤举能的制度。设立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但是统治者能否真正做到选贤任能，其自身的德行修养是关键所在。《大学》中讲：“有德此有人”。如果领导者胸怀天下，心系苍生，又能尊重贤者，任用能臣，使俊杰在位，必然会形成“群贤毕至”的良好局面。换言之，领导者的道德修养与礼敬贤者的态度是志士豪杰奔赴的动力，也有力地印证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吸引力法则。《中庸》云：“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意思是说领导者修身有成，以身观身，就能知人善任，所谓自知者明，知人者智。可见选贤与能，也是需要用人者以修身为本。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选人用人是治国理政的关键所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具体史实和真实案例时，会发现用人绝非“选贤任能”“亲贤远佞”就能高度浓缩概括。历史既是复杂的，又是纯粹的。复杂在于不同时期的人事制约因素和具体用人环境有所差异，纯粹在于历史发展要依靠贤臣能吏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复杂决定了用人之道的多元多变，纯粹决定了用人之道的一以贯之。诚如司马迁所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希望广大读者要跳脱《资治通鉴》历史局限性，“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从中获取有益的启迪和思考。(吉林省通化县委组织部 徐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