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减负本是一剂良药,却在执行中屡现“药方走样”。当表格精简变成系统升级,当考核压缩转为隐形加压,这种“数字减负”的实质是责任转嫁。形式主义的变异比形式主义本身更值得警惕。
减负政策在落地时出现三个典型偏差:一是物理减负未触及心理减负。会议文件少了,但“群消息轰炸”多了;纸质台账减了,但电子留痕要求更严。二是责任传导出现“漏斗效应”。上级部门将减负压力层层下压,最终演变成“基层必须减负,但工作不能减质”的悖论。三是评价体系存在“双轨制”。明面上取消冗余考核,暗地里仍以传统标准衡量绩效。这些偏差暴露出治理现代化的深层矛盾。
问题根源在于部分领导干部仍困在“痕迹管理”的路径依赖中。技术赋能变成了技术负能,数字化工具异化为新型督查手段。更值得反思的是,某些减负举措本身就成了形式主义——用制造减负台账的方式来证明减负成效。这种“自证清白”式的改革,恰恰折射出治理思维的僵化。
破解困局需要重建三个维度。首先是责任伦理的重构。减负不是卸责,而是明晰权责边界。上级部门要带头做“减法”,避免“以减负之名行卸责之实”。其次是制度刚性的重塑。建立减负效果追溯机制,对变形走样现象实行“零容忍”。最后是治理智慧的升级。从“做没做”转向“好不好”,从“留痕迹”转向“看实绩”。
基层减负本质是治理体系的重塑工程。真正的减负应该减掉官僚主义的枷锁,而非转移责任的压力;应该减去无谓的消耗,而非必要的担当。当每个党员干部都能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把精力用在解决实际问题而非应付检查上,减负才算见到了真章。
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基层减负既要防止“橡皮筋效应”——压力一松就反弹,更要警惕“变色龙效应”——形式主义穿上新马甲。唯有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标本兼治,才能让减负政策真正成为激活基层治理活力的金钥。(曹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