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扎西故事（第七十一期）：死了也跟共产党走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贵州毕节。国民党中央军暂编五旅开到毕节，堵截红二、六军团和“围剿”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该旅二团三营任排长、连副的贵州都匀人陶树清，结识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政委欧阳崇廷和司令员阮俊臣，受他们思想的启发，接受了红军的主张，愿意组织士兵起义，并利用自己在士兵中的威信，随即在部队开展秘密策反工作。他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向士兵宣传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的党，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国民党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大家只有弃暗投明，参加红军抗日救国，才不负民族的希望，才真正有出路。

1936年5月10日，在陶树清的动员下，暂编五旅二团三营300多名士兵举行起义，杀了反对起义的营、连长，与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会合。陶树清与欧阳崇廷、阮俊臣组成了三人领导小组，率队采取避实击虚、迂回转战的战术，突破地方团队的防线，向滇黔边区靠近，寻找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6月8日，阮俊臣、陶树清领导队伍与纵队在镇雄花朗坝会合。9日，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准备在此研究部队合队组编之际，黔军副旅长皮光泽部尾追至花朗坝，与之激战后纵队转移到威信院子场街上一茶馆里，特委召开由各队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继续商谈合队组编事宜。这次会议决定将合队后近千人的队伍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将部队改编为三个支队，其中阮俊臣、陶树清部分别为一、二支队。抗日先遣队成立后，部队在特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威信、镇雄、叙永、兴文、珙县、毕节、黔西等地动员和组织各民族共同抗日，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张贴布告，书写标语、口号，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反动当局恐惧不安,边区各县政府纷纷飞电告急。对此,蒋介石随即严令四川刘湘、云南龙云、贵州柳际民和贵州省政府“指派相当兵力，严行清剿，以除后患”，并“限七月内彻底肃清”红军抗日先遣队，开始组织对先遣队的三省“会剿”。鉴于敌情非常紧张，陶树清向特委提出三条建议：一是加强秘密活动，缩小目标，便于休整;二是对起义士兵和绿林武装不要歧视，要耐心教育和改造;三是加强团结，开辟新的游击区，摆脱敌人，保存实力。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影响还没有清除，特委主要领导人对陶树清的建议不但不予采纳，反认为其“动机不纯”，对他不信任。于是决定甩掉阮、陶领导的一、二支队，只把第三支队即原红军游击纵队带走。7月4日，先遣队宿营毕节杨家塆放珠场，次日天尚未亮，在特委指示下，原纵队甩掉阮、陶部悄然离去。

阮俊臣、陶树清部被甩掉后，并没有因此泄气而停止打击地方团队、惩治贪官恶霸的革命活动，因而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故尽管在经镇雄黑树庄进到毕节对坡、大坝时遭国民党中央军暂编第五旅雷团和滇军镇雄陇承尧独立营合击后经毕节七星关，插到大定县大、小兔场一带，仍联合熊卜、宗老跛等地方武装，打击地方团队，惩治恶霸，发展到千人左右。

8月上旬，阮、陶部再次迂回到镇雄、威信。这时，国民党发动三省重兵再次对他们进行围追堵截，阮、陶部只能同敌人周旋。下旬，在威信新芬的岩脚和野猪坳迭遭暂编五旅雷团袭击，援敌又从两翼包抄而来，敌众我寡，部队只有退至罗布簸箕坝。见敌人跟追不舍，便兵分两路撤退。

陶树清被陇承尧独立营和暂编第五旅追退至小溪，这时兵力已不多。陇承尧软硬兼施，用重赏800银元的办法诱降陶树清。陶树清不顾个人安危将计就计，表示同意。得到银元后，陶树清把部队拖走，转移到顺河场，同当地地霸张占云谈判，暂时隐蔽在其家，不料张占云却背信弃义，竟将陶树清出卖捉交敌独立营。为防陶树清逃走，陇承尧令士兵残忍地用铁丝穿过他的锁甲骨，押交暂编第五旅，经扎西押送至毕节。10月初，陶树清在毕节大教场被执行枪决，年仅 23岁。临刑前，陶树清英勇不屈，高声揭露国民党反共卖国的卑劣行为，还大呼:“我陶树清不要荣华富贵，也不贪生怕死，我这一辈子，死也跟共产党走。"

陶树清，在共产党的感召和教育下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他以莫大的勇气和至死不渝的牺牲精神，始终践行自己的誓言和追求崇高的信仰。(威信县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