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地重游访故人

昨天晚饭时分，突然打进的一个电话，让我既意外又惊喜!电话来自我已离开多年的翔安区新圩镇，是该镇金柄村的一个面线匠人黄加打来的，要我趁他周日难得的休息天到金柄做客。我调到同安区机关工作后，因为行政区域不同，于公于私，事务上少有交叉，与一些故人的联系日渐稀少，关系逐日疏远，几乎没了往来。这个电话，深深触动了我那根容易怀旧的神经，瞬间有了“风雨故人来”的感觉。 当年工作中接触过的那些人和事，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头脑中交替回放，让我情绪波动，长夜难寐。

记得在新圩镇工作时，我包片的范围，在该镇的“上支点”，也就是大帽山山脚下的四个行政村。黄加所在的金柄村，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各村有包村组长，包村干部若干，但作为包片党政领导的我，有些重要事务，我还是需要亲力亲为的。比如说，一些还处在贫困线上的乡亲，一些身怀某种技能，但因资金不足或其它原因，创业举步维艰的人。这些对象，都是我应该关注、帮扶的。必须把他们的名字、所遇到的困难都登记在册，逐一查明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其中，有些因自己能力限制，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拿回镇里，由领导班子集体谋划解决的办法。

金柄村“面线匠人”黄加，属于两种对象的后者。当年他家的面线加工，还是一个家庭式的小作坊。尽管那时黄加做面线的手艺很好，但由于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经济收入有限，经常会因为资金不足或者农忙季节停工停产。产量有限，销售渠道不畅，制约着产业的发展。所生产的面线，靠肩挑背扛，走村串户叫卖。充其量只能算一个低收入的走村货郎。

当时，黄加的面线作坊，历经数年，一直在原地踏步。我已看到产业的弊端是生产资金不足，就从镇基金会帮他申请到一笔小额贷款，帮助他解决燃眉之急。我还劝他，把承包地转租他人，一心一意发展自己的产业。局限于当年土地流转的机制不健全，最终没能将土地成功转租出去。于是，还是老样子：农忙种地，农闲时做点面线，打打停停，未能形成规模化的生产，经济收入不稳定，还停留在只能夠上吃喝的程度。

时光匆匆，转眼之间，我调离新圩镇已近20年，并于前年步入了退休队伍的行列。黄加的电话，唤醒了我潜藏在内心那股“故地重游，访友叙旧”的意识流。我很快作出回应：“好的，明天就去走走”。

次日清晨，约上了我的同事，一个黄加的黄姓同宗，一起踏上了“金柄行”之路。在我的引导下，车子很快地驶离喧嚣的城市，向新圩的方向奔驰。公路两边，村庄的楼房，葱茏的果树，碧绿的田野，风驰电掣地擦过我们的视线。一个小时后，矗立在金柄村后的大帽山，逐渐清晰起来。遮天蔽日的森林，隐约中似乎已能听到林涛在呼啸。这熟悉的声音，让我在亲切中捎带些许的惆怅，心中涌起了“时光如白驹过隙”的感伤!内心在追问：“人生能有几个十八年”?

小车驶近金柄村时，黄加已经在村口迎候。离别十多年，彼此间并没有因此产生生份、隔阂。黄加亲切地搂着我的肩，问长问短，亲切的感情，温暖着彼此。黄加把我们引进一幢崭新的三层楼房，招呼妻儿一家子和我们见面，黄加儿子热情地为我们斟茶倒水。一番家长里短的琐事交流后，黄加直接领着我们参观他前年新建成的面线加工场，以及堆放产品的仓库。

偌大的晾晒工场，足有1000多平方米，混凝土铺砌的地面，一尘不染。晾晒面线，已然没了沾染尘土之忧;面线生产车间里，绞拌机、“面线规”、“抻线棒”等制作面线工具，崭新而齐全。生产程序，卫生条件，质量标准、产品包装，已经有章可循，再也不是十几年前那种小打小闹的家庭小作坊了。

听黄加介绍说，他已获得厦门市“非遗文化”第三代传承人的称号。他所生产的“面线”，由于质量上乘，包装精美，已成为翔安区扬名域外的文化符号，被有关专家组评定为翔安旅游的“最佳伴手礼”。2018年2月21日，央视第九套“舌尖上的中国”，还播出了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金柄村“黄加面线”专题片。另外，《厦门晚报》、厦门市电视台也都分别作了专题报道。

由于声名在外，黄加面线供不应求。各路商家、客户纷至沓来，只能凭定单买货。为保证质量，黄加坚持手工操作。除了和面使用绞拌机绞拌一番后，接下来便是拳打、切条、甩面、盘面、揉搓、甩拉等都是体力活的纯手工操作。把面条固在竹竿后，拴上抻面捧，扎下马步，一番抖动甩拉，将面条抻拉到32米长左右，细如发丝，才算是面线成品。由于忌用机械，仅限手工操作，黄加每天用的面粉总量不超过200斤。慢工出细活，黄加面线一直以质量上乘赢得顾客青睐。

看到当年未曾走出困境的黄加手工作坊，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各项政策落实到位，作坊面貌焕然一新，黄加已成为月收入五、六万元的乡村能人，我内心十分欣慰。同时，也为当年我曾经帮扶过的专业户，靠勤劳、靠诚信、靠一枝之长，奔上致富大道而高兴。(叶庆生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老干部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