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棉花的时代

“一朵棉花做到头”，是故乡农人对安徽省蒙城县乡下农村从种到收到织造的概括，也是对妇人纺纱织布衣被家庭的赞誉。棉花的记忆千丝万缕地缠绕着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拾棉花。因为方言的关系，蒙城县农村人称“摘棉花”为“拾棉花”，如今想来，这一个“拾”字，极富想象力。当秋天来临，天高气爽，白云飘过。棉田里棉花怒放的植株，因其高大又称之棉花树，一树之上，棉铃数以百计，一块棉花地，千棵万棵棉花树，雪白的棉花给人予圣洁、柔和、温暖的感觉。农人看着高兴，说是天上的白云全落在我们家地里了，要赶紧拾。六岁上学后，整天玩耍的日子结束，星期天，母亲会让我做些“挑羊草”之类的活，而跟着母亲拾棉花，腰间系一个“围腰”，听一众妇人说笑话，印象最深刻。

棉花树结果之前的花，早就让我讶异，是我少小时的一种困惑，花开之初为乳白色，不久便成深红色，花能变色?花为什么要变色?凋零后结出绿色小棉铃，棉铃渐渐长大，成熟时为褐色，然后开裂，不慌不忙地吐出棉花;棉花的白，是一望无际的白，让人耀眼的白，开放的白，从棉花树根到顶处的上下一身白;棉花树的高大，几乎能把我淹没，在棉田间穿行，枝拦叶缠，举步维艰。拾棉花说是拾，俯首即拾，其实并不轻松。从棉铃中拾出棉朵，需弯腰从根部往上拾，还要拾得干净。棉铃中往往有残余，得用手抠挖，棉铃似乎不喜欢人们摘出它的花，极坚硬且有尖刺，对拾棉花人并不“友好”：花由我开，何故尔拾?手被刺伤乃寻常事。农妇说笑话，也叫“田乱话”，那欢声笑语却听不懂了。无论如何，跟着母亲拾棉花，有学习农事劳动之初的自得，有了比路过旁观更深的印象。一闪而过的是土地的不可思议，为什么长稻谷?开棉花?似乎稍稍明白，乡人为什么把种田说是“种花地”。较为深入的思考，是在我做电力文学人，天天熬夜写诗的时候了，记得有这样的语句：“我拾起棉花，拾起不知是天上落下的，还是地里长出的白色云朵，在未曾污染的土地上，为我未曾污染的童心，拾起造物赐予我的温暖和纯洁。”

我的少小年代，总是有棉花相伴。晒棉花时在棉花堆上嬉闹，拣棉花时——上好的、次等的棉花经常混搭，村里的妇人纷纷抱怨说，“小赤佬，越帮越忙。”棉花织成布匹，过程如下：棉花去籽，弹棉花，纺纱，浆纱，筒纱，经纱，匀布，上机，嵌综，运梭等二十道工序。其中，除去弹棉花由男工完成外，余皆由妇女承担。弹棉花是力气活，还得有技术，专有“弹棉花人”，背一大大的木弓，串村走乡，在田间小路上喊：“弹棉花勒弹棉花!”棉花铺于蓆，木弓的弓弦在不断的锤打敲击中，使弦线奋力弹击棉花，一击再击，使之蓬松，成为棉絮，弹棉花人亦满头皆白，民谣唱道：“蓬蓬蓬，蓬蓬蓬，弹棉花人背着弓，弹出腊月弹出雪，弹成一个白头翁。”如果说棉花朵像天上的白云，那蓬松绵软的棉絮，可以拉出丝线的棉絮，就是白云吐丝织绵蓝天的景观了。然后是母亲在桌子上，擀出一根根棉花条，用纺车纺纱。因为白天下地，母亲纺纱的时间都在晩上。月上东山时，月光洒在我家朝东屋的门口，母亲便在月光里摇动纺车。那一盏油灯只伴着我，先是复习做作业，后来同学间传看旧小说，蒙城人有耕读传统，有的同学家里有晚清“扫叶书房”的水印木刻本，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金瓶梅、说唐全传等。有多半的字不认识，且夹杂着文言文，便边读边猜，竟让我看到入迷，连母亲摇动纺车的“吱呀吱呀”声，也不再入耳。随着月亮上升月光前移，母亲渐渐移动纺车，至门槛而停，“睏觉了”，我才从红楼梦里走出来。

棉花浑身都是宝，植株灌木状，因其高大壮实乡人称为树，拾罢棉花，这棉花树大片地闷闷不乐日渐干枯时，称棉花箕。拔棉花箕，需用一种专门的农具：拔棉花箕钩子。先用钩子钩住其根部，再奋力拔出。棉花箕打梱运回家后，再晒干，藏于柴屋。要等到过年蒸米糕时用，因其火力之猛、耐烧。棉花，锦葵科，棉属植物的种子纤维，一年生。人类种植棉花，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有作物之王的美称。其关乎国计民生之大计，从未有变。因调整耕地结构，蒙城县农村乡下人的棉田改为粮田，蒙城县土产的棉花已经消失。又见大块棉田是几年前在新疆，笔者去新疆沙漠油田时过塔里木河，恰逢摘棉花季节，夕照下，大野空旷，棉农寂寥，有摘棉花机穿行于大块田野中。落日时分，天上白云舒卷自如，新疆棉农歌舞而归。我忘情地坐在河边上，先是看呆，后来胡思乱想：倘若蒙城县还有棉田，亲人还在，也没有我和我娘拾棉花的份了。

蒙城县人种棉花，种出了与时俱进，种出了农民难能可贵的观念的更新，种出了抪种与节气相关的变化。1949年之前，蒙城县人种“中棉”，农村人称其为“小花”，植株矮小，铃果也小，纤维粗而短。1954年起“岱字棉”取而代之。其时我在读小学三年级。过年后，吃过晚饭互助组隔三差五在我家开会：要不要引种政府推广的“岱字棉”?老农唉声叹气，祖辈种“小花”，弃之不舍也!现在主引种：产量提高收入增加，何乐而不为?虽有不舍，那“小花”时代总是结束了。到“岱字棉”粗壮结实挺拔高大，开出大朵大朵的棉花，农村人无不喜乐。于今想来，人说每一块土地都有自己的故事，而种子的变更会使土地的故事随之变更，写下新的篇章。它改变了农村人的观念;它改变了地貌，和农村人赖以为生计的作物产量，它还改变了农村人与农时节气的关系：种“小花”，时在立夏到芒种;“岱字棉”则提前到了谷雨和立夏之间。植株密度从上世纪50年代前期每亩三千株，六十年代每亩五千株，七十年代后期改成麦垄套种，即先种麦子再种棉花。棉花的早期田间管理法丕然一变：松土、间苗、施肥、除草等农活，均在麦垄中进行。其中，农妇松土的技术含量最高，一把“小锄头”，轻手轻脚，小心翼翼，而又进退自如在鲜嫩娇弱的青苗间，其心灵手巧堪称一绝。

蒙城县曾是中国棉产地之一，历史久远。当时蒙城县，每每入夜便织机声不断，倘有月下夜行人，便在悠悠的灯火与千家万户的织机声中穿行，是为崇明一景：“玉宇机声。”

母亲种的棉花，母亲纺的纱，母亲织的布，母亲做的土布衣服伴我长大。儿时，蒙城县西北角的冬日冰雪严寒，我盖着母亲缝制的厚重的棉被，听着长江的涛声进入梦乡。我穿着母亲为我裁剪缝制的一身芦扉花布新衣，背着一个芦扉花布新书包，走进了三乐中学。我对棉花的记忆如此深刻，是因为那纱那布那一针一线，那母亲的爱，贴着我的肉贴着我的心，缠绵在悠悠岁月里。当我到北大做工农兵大学生，后来浪迹江湖，追寻着诗人和作家之梦，结婚生女回家时，母亲抱着她一岁的孙女，脸上的皱褶里嵌满了笑容。我记得最多的是母亲的辛劳、奔走、默默地纺纱织布的印象，那纺车声，织机声，便是母亲的语言，那是“寂静的轰鸣”，她作为我母亲的作品而存在，存在于我的穿着中，存在于我被温暖的生命中。过了一年再返乡，一头白发的母亲正坐在门口的长条板凳上，一边等我回家，一边纳鞋底。“妈，你不歇着还纳鞋底干吗?”母亲不语，回到里屋捧出一堆大小不一，绣着各种花样的小布鞋说：“等我老千年了，这些鞋子苇苇可以穿到十岁。”乡邻们捧着小鞋赞不绝口：“那针脚多密啊，那花样多时新啊。老太太真是一朵棉花做到头!”

每年清明返乡，我都要回到跟着母亲拾棉花的，已成为水稻田的那块记忆中的棉花地。我的眼前依然是棉花盛开，天上有白云飘过。时过境迁，天人远隔，离去的飘逝的，只是身形;不朽的，从未有瞬息分离的是“母亲”这一词语，包含了一切伟大和高贵的词语。当我沉浸于爱的回想，当我言说棉花、土布时，就是在言说土地的伟大，母亲的神圣。(王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