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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革命史的一面旗帜——王国华

2020-08-07 14:05:48 | 来源: 中廉在线

王国华早年参加革命,领导农民斗争,是河南著名的“农民领袖”。农民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王老汉”。一九三二年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战斗在豫南和鄂豫边区。他曾出席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瑞金中央党校学习。他历任中共确山县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委员、鄂豫边区省委书记、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政委、新四军竹沟留守处主任、桐柏区二地委书记、信阳军分区司令员;建国后,历任河南省农协副主席、土改委主任、监委主任、副省长、政协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王国华遭迫害致死,终年八十岁。

一八九○年十二月七日,王国华生于河南省确山县的贫苦农民家庭。反动县政府经常向他家催交税银捐银,交不上就得给狗腿子拿饭钱、跑腿钱;不给钱,就抓人打人。王国华十岁那年,催银子的来了。其父王万昌吓得躲藏起来,其母将王国华藏在破木箱里,上面盖些破棉套。狗腿子找不到王万昌,指名要王国华抵债,王国华在破木箱里听得清清楚楚。从此,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充满了对反动政权的仇恨和对贫苦农民的同情。

一九○五年,王国华到地主朱玉贤家,一连当了十年长工。一九一五年,他不愿在朱家为奴,毅然辞工回家,以砍柴卖柴为生。后来,他借钱买了盘油磨,用人力推磨磨香油,起早摸黑,挑出去叫卖。他为人大方,不会抠算,把本钱都赔干了。香油卖不成,又约集本村十多个穷哥,在庄西南河岸边砌起一座砖窑,领工烧窑。卖砖分钱,买粮度日。当时盖瓦房的人少,烧的砖卖不出去,被迫停烧。为了生计,他又把几个要好的伙伴组织起来抬花轿。他领的轿班子热心助人,不图钱财。穷人办喜事,风雨无阻,因此,他深得群众拥护。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他请来师傅,开起酒坊,薄利多销。别的酒坊一升高粱八斤酒,他却一升高粱十斤酒。虽然赚钱不多,却可多得酒糟,每年养好十多头肥猪,照顾八口之家。王国华性情豁达,好朋友,讲义气,穷朋友来到他的酒馆,喝酒从不收钱。他的酒馆里,人来人往,成了大王庄村青壮劳力聚集的地方,他的威信与日俱增。无论谁家遇到什么难处,都愿到这里找他倾诉,只要王国华一说话,全村人言听计从。王宪昌、王运昌兄弟因宅基地打官司,花了不少钱,闹腾两个多月也未解决。王国华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咱穷人打官司,花那冤枉钱干啥?”经王国华调解,这场官司很快平息了。

一九二六年秋,共产党员李鸣歧、马尚德(杨靖宇)等回确山组织农民武装,迎接北伐军胜利进入河南。在中共驻马店特支的领导下,确山县红枪会武装迅速发展。王国华在杨靖宇等同志宣传教育下,积极参加农民斗争。在大王庄附近的西李楼、周楼、小李庄等十多个村庄,他组织起红枪会员一千多人,把自己的三间北屋腾出来,让红枪会员每天夜晚在这里练功。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北伐军进入河南前夕,李鸣歧、杨靖宇等成功地组织了震惊中外的确山农民暴动,王国华亲自带领大王庄的“排户队”一百多人,参加围攻确山县城的战斗。他们扛上自制刀枪,怀里揣着“窝窝头”,一直战斗了四天四夜,县城攻克后县长王少渠被活捉,溃兵向驻马店狼狈逃窜。王国华率领周邓庄、张堂、朱庄、代王庄等十多个村的红枪会员迎头痛击,消灭二百多人。在参加确山暴动过程中,王国华受到了革命斗争的锻炼,但他还没有与党组织发生直接联系,所以,暴动后,他又回家了。

大革命失败后,豫南各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地主豪绅更是变本加厉地压迫农民。王国华一家生活窘迫,二弟王国平被迫给地主当奴隶,父亲又被牛车轧死,无情的现实激起王国华对反动统治阶级无比的愤怒,决心与地主阶级作坚决的斗争。

一九三○年,中共汝南县委负责同志先后到大王庄一带,以种烟、打鱼为掩护住在王国华家,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的组织,他的二弟王国平、三弟王国卿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一年,确山一带饥荒更为严重,地主采取重租重利盘剥农民,再加上苛捐杂税,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时的中共确山县委领导郭楼、大王庄、神寺、孔庄一带农民,开展声势浩大的分粮斗争。这一年秋末的一天,王国华抬轿归来,看到自己的弟弟和妻子都参加了斗争,于是坚决要求参加“鞭杆会”,积极工作,献计献策。不久,根据河南省委创建确山新苏区的指示,确山县委在中区、南一区、东二区先后建立苏维埃政府,让王国华担任中区苏维埃主席。中区区委采纳王国华的建议,把秘密抢粮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迫使地主薛益斋、张大驴献出粮食。然而,郭楼地主郭庆合串联一些地主公开报复。王国华和二弟王国平带领十多名经过挑选的会员严惩郭庆合。郭庆合被处决之后,王国华贴出布告:“坏货郭庆合,鱼肉乡里,罪有应得,乡间士绅,应以此人为戒”。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共党组织根据王国华在斗争中的表现,由夏兴奎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大王庄支部书记。不久,担任中区区委书记。他的二弟王春义与他同年入党。一九三二年三月初,王国华等向中共豫南特委反映,眼下庄稼人都揭不开锅盖,我们共产党组织必须首先解决农民饿肚子的问题。豫南特委符元亮根据实际情况,接受王国华的意见,改变了工作部署,决定组织群众开展分粮斗争。三月二十日,县委召开全县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决定部署在水屯分粮。二十六日,王国华等带领两千多人,分了水屯街申世昌等几家粮行的粮食。这次胜利,对确山中区农民鼓舞极大。区委研究决定,因势利导,打开地主的粮仓,分给灾民。王国华、王国平等聚集二百多人,携带长矛、大刀、火銃,分数路包围了薛堂地主薛士谦的住宅,打开粮仓,连夜分粮。同时,贴出告示:“执迷不悟者,小心脑袋搬家;主动献粮者,相安无事”。薛堂、杜庄一带地主看到告示,先把粮秤好,堆在村口,交由灾民分配。但是,个别地主暗中转移粮食。韩庄寨中国神甫夜里用四辆牛车往驻马店运粮。王国华得知后,立即带领群众,埋伏在烧山脚下,待粮车一到。一拥而上,截下小麦、玉米五千多斤。王国华带领群众“打坏货”,除恶霸,并建立了中区武装大队。中共河南省工委对确山农民的斗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确山是“主要发动地,要集中力量开展确山工作,推动全省……”。可是,有人要求停止“打坏货”。王国华听后,立即反驳:“打坏货是群众的要求,错在哪里?”“上级说的对,当然服从;上级说得不对。我们应该向上反映情况。稀里糊涂,一害群众,二害革命”。“我要求给省委去信,请他们派同志来咱这里好好看一看,听听群众是怎样说的”。不久,党中央派人到确山广泛听取确山县委、各区区委和群众的意见,向省工委和党中央作了《论确山“打坏货”斗争》的报告,正确评价了王国华等领导的“打坏货”斗争,对确山县各级党组织,特别对王国华以极大的鼓励。他带领中区武装大队更大规模地开展“打坏货”斗争,迅速发展了中区和西区大好形势,连续得到了河南省工委的表扬。省工委指出:“确山中区同志们艰苦的作群众工作与英勇地领导斗争,的确有十分伟大的成绩”。“豫南党的农村工作,以确山县的工作较有基础,特别是驻马店的西区(即确山中区)离城十数里……,这些乡村已经是公开的,即是已没有大的豪绅,而小的豪绅虽未全肃清,但在群众们威胁下不敢有所举动”。

王国华在领导中区农民开展抢粮斗争的同时,积极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一九三三年二月底,中共河南省工委通知:本周内有八十列车国民党军队去江西“围剿”中央苏区,要求确山游击队设法阻挡敌人南下。王国华根据县委指示,把游击队伪装成红军过境,油印大批标语、传单,沿路张贴、迷惑敌人。王国平、郭钦先等等组成爆破组,在烧盆店大桥处把铁路炸翻。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河南省工委作出《关于红五月的决议》,决定集中最大精力领导开封、许昌、确山的抢粮斗争。据此,确山县委及时召开东、西、中三区代表会,决定由春荒斗争发展到更大规模的麦收斗争。王国华召开贫农会,经过他的宣讲、发动,到会的二十多位贫农听后,当场要求加入共产党。会上。成立了三个村的党支部,选举了五人组成的区委。七天之内,又健全了十个党支部,成立了各村分粮斗争会、分粮队,有组织、有秩序地领导麦收斗争。王国华明确区委分工后,深入各村召开群众会、积极分子会,交待政策和策略。随着麦收开始,声势浩大的农民斗争迅速掀起高潮。斗争中,王国华把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决定胜利的关键,使党支部真正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党员成为战斗先锋,全区四十多个村庄彼此呼应,统一行动,从地主手中夺回小麦三十多万斤。

王国华领导的确山中区大规模的抢麦斗争,再次得到了省工委的表扬。一九三三年六月,省工委决定调他任省工委巡视员,负责确山、正阳、汝南、密县、新郑工作。每次省工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之后,由他回豫南传达并检查巡视。

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接到确山劣绅的告急信,亲赴确山,密谋策划,重兵镇压共产党员和游击队。省工委获悉,立即派王国华回确山部署防范。王国华召集县委在大王庄北窑开会,决定将中区与西区合并,把游击队和党员、干部都转移到西区。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整编四十四师师长徐源泉部在驻马店下车后,兵分数路,将大王庄、郭楼、杜庄、孔庄、孟楼等十多个村庄分别包围,抓捕共产党员,由于党员、游击队已经撒离,才避免了一场重大的损失。王国华任河南省工委巡视员后,及时向省工委报告情况,为省工委对确山工作的及时指导和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省工委根据王国华的汇报,对确山工作作出九条重要指示,同时,决定王国华任确山县委书记。王国华结合各区实际,一面继续组织中、西区开展分粮斗争,一面集中游击队,迅速转入武装斗争。

一九三三年十月,中共中央通知各省选派代表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共河南省工委研究决定,王国华和豫丰纱厂工人杨子奇为河南代表。十月十八日,王国华、杨子奇与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由上海中央局交通员陈继尧、李子健护送,经郑州、上海,前往江西。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河南省委正式成立。王国华当选为省委委员。

王国华与张星江、杨子奇经上海去江西,走到江西永丰县八都附近,正遇上两支军队交战。王国华看到一支身穿杂色衣服,带有红领章的队伍,心情十分激动,估计就是红军部队,不声不响地跟着走。尾随一段,被该部后卫人员发现,便将他们送到团部。王国华拿出介绍信,团长赖传珠用碘酒擦了介绍信的一角,证实了他们的身份,随即同王国华热烈握手,表示慰问。第二天,赖传珠派人把他们护送到公略县委所在地一-水南。公略县委又给他开了一张介绍信,告诉他们到瑞金的路线。一九三四年月二日,王国华到达瑞金黄土岭,与张星江一起列席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参加了“二苏”代表大会,他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听取了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在会议讨论时,王国华积极发言,主要讲豫南农民运动、开展游击战争和“打坏货”斗争。他讲得有声有色,引起了到会同志的重视。但是,王国华对有些问题感到吃惊和困惑。他偷偷地与张星江交换看法:“毛泽东开创中央苏区功劳最大,为什么还要受共产国际的批评?”他认为王明的那一套办法不符合实际,脱离实际。

六届五中全会和“二苏”代表大会结束后,朱德听到王国华的思想情况反映,主动找王国华、张星江谈话。朱德亲切地问王国华:“你的游击队在哪里?”

“在驻马店周围。”

“啊,”朱德惊奇地看着王国华,“在驻马店周围,那还能存在着?”“你们的游击队怎样干?”

“打土豪。”

“什么时候行动?”

“夜里”。

“白天呢?”

“各回各家。”

王国华向朱德详细汇报游击队夜聚明散和枪支、人员情况。短短一席话,朱德就把王国华的病根摸出来了。朱德严肃指出“游击队在驻马店周围是最危险的地方,敌人还没有发觉你们,要是发觉,一个团不行,用两个团,总要想法把你们消灭。”“要把游击队拉到山区去,拉到“三不管”的地方,去生根发展!”

王国华深深感到,朱德话里凝结着多少血的教训;更感到自己懂得的太少了。他要求留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的内容是三分政治,七分军事。他听过罗明讲的党的建设,陈云讲的政治常识,贾拓夫的职工运动,徐特立讲的什么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王国华虽然不识字,但学得特别好。在上游击战术课的时候,他正发疟疾,躺在床上,认真听讲。在中央党校三个月学习结束后,他又到红军大学学习。经过三个月正规训练,军事知识有很大提高。他非常激动地说:“我是一个农民,现在进了大学的门,说是红大毕业,真不好意思。”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被迫开始长征。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亲切地接见了王国华。毛泽东亲笔给王国华题写了“党不离枪”四个大字。王国华问:“我回去以后组织关系咋办?”周恩来说:“我就是你的组织关系,什么时候,都承认你的党籍!”陈云对他说:“你回河南后,要继续发动群众,牵制敌人,配合南方红军进行长征。”王国华说:“我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豫南的游击队搞起来,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他又去看望了毛泽覃,讲了回河南打游击的设想。毛泽覃鼓励他:“好,河南地处中原,西有伏牛山,南有桐柏山、大别山,回旋余地很大,有希望。祝你们成功!”领导的关心和同志们的鼓励,更加坚定了他回河南开展游击战争的信心和决心。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很严,王国华不能返回河南,要求到地方工作,向苏区干部学习工作方法。于是,组织派他到长胜县任县委副书记。王国华在长胜工作半年多,处处留心学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工作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学会了游击战术和如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知识。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下午,王国华离开长胜县,到达福建上杭,踏上返回河南的征途。

一九三五年三月底,王国华到郑州,找了几个老联络点,都没有接上关系,只得回到确山。当时,中共河南省委巳不存在,全省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在驻马店附近贴出告示,以三千元银洋悬赏捉拿王国华。王国华从大刘庄下车后,先到驻马店西王楼。群众告近他:“你赶快离开这里,国民党的马队昨天还来捉拿你。”他听了毫无畏惧,满怀信心地鼓励该村党支部的十多名党员:“一九二八年,我们三打韩庄寨,国民党烧杀得比现在还厉害,老百姓也没有被吓倒。只要大家齐心干,革命迟早要成功,将来坐天下的是咱们泥腿子!”从此,这个战斗堡垒又开始战斗。

他决心迅速恢复和重建豫南党组织,联络幸存的同志,离家只有几里,也没回去探望妻子、老母,就前往汝南县和孝找到区委书记刘茂林。几经周折,很快与肖章、康春、王国平、孔卡子接上关系,在汝南薛台召开了党员会议。王国华针对党内存在的悲观情绪,坚定地表示:“越是困难,越得硬着头皮干才行”。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心要战胜一切困难,尽快把确山、汝南、正阳、信阳边区党的工作开展起来。从此,在王国华、肖章、王国平等努力下,四县边区部分党组织得到恢复、整顿。

一九三五年五月,他到确山县傅楼村找到原中共豫南特委联络站站长徐中和,了解河南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后党员的联络情况,要求徐中和尽快将原豫南特委联络站恢复起来。正巧碰到鄂豫边工委委员张旺午,从泌阳县来这里寻找上级关系。互相沟通了豫南、豫西南党组织的联系。

一九三五年七月底,王国华到唐河县毕店镇张心一村找到先行返回的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两人见面,格外亲切,王国华传达了陈云在党校结业时关于“扩大游击队,牵制敌人、打击敌人,创建根据地”的指示。张星江说:“我送红二十五军去陕南,他们也是这样鼓励我们,我们正计划发动游击战争、如果把两个拳头捏在一起,就更有力量”。“咱们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把党的红旗高高举起,也要烧红豫鄂边”。王国华一拍大腿:“好!咱俩意见一致,说干就干!”他们一致认为,在目前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决不能悲观失望,一定要把党组织保存下去。但是,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保存党的组织和力量,比过去在革命高潮中扩大党的组织和力量更加困难。他们决定:将中共鄂豫边工委与豫南党组织合并,组成中共鄂豫边省委,张星江任书记,仝中玉任组织部长,王国华任宣传部长。他们坚信:“只要能够保存党的干部,就能保存党的组织;能够保存党的组织,就能保存和创建革命武装。只要不为反动派彻底摧毁,迟早总要创造出新的革命力量”。

鄂豫边省委建立后,究竟把工作重点放在哪里?“二苏”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对鄂豫边区的指示,特别是朱德在接见王国华、张星江时的重要指示,给他们指明了斗争方向。他们把恢复党的组织、发动游击战争的重点,放在确山、信阳、桐柏、泌阳四县交界的山区。省委分工张星江负责唐河、桐柏,仝中玉负责镇平、新野,王国华负责确山、信阳、正阳、汝南,张旺午负责泌阳,集中力量开辟确(山)、信(阳)、桐(柏)、泌(阳)四县边界工作。王国华来到确山,在竹沟、瓦岗、石滚河一带化装成叫化子、身背高筐,手打“莲花落”,秘密串联党员、群众。他在石滚河焦老庄,找到周骏鸣的胞弟周春鸣,讲当前斗争形势。谈革命发展前途,总结以往斗争的经验教训。特别指出,一九三三年,周骏鸣在石滚河一带拉起武装,打死劣绅周老八,被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派确山县保安团镇压失败的原因,一是没有党的领导,二是没有组织群众,三是不知道统战工作。周春鸣听得口服心服,开始向往革命。接着,王国华派胞弟王国平在焦老庄,向周春鸣宣传革命的战略、策略,宣传农村包围城市,打击最反动的土豪、劣绅,反对拉伏拉丁、苛捐杂税等革命道理。周春鸣的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王国平、周春鸣又发展陈国典等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建立了焦老庄党支部。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鄂豫边省委调王国华到泌阳东部山区恢复党织,王国华、张旺午在侯庄、张楼、高庙、磨道沟发展了近二十名党员。同时,王国华还在石滚河、孤山冲、瓦岗等地恢复党组织,建立了石滚河区委,组织了以周凤贤为首的焦老庄自卫队,打通了从焦老庄、石滚河直通泌阳的交通线,使确山、泌阳、桐柏三县边界的群众斗争连成一片。九月,周骏鸣出狱后到确山县傅楼找王国华接关系,他立即通知周骏鸣到野地一个瓜庵里会面。周骏鸣报告了狱中与敌人斗争的情况,提供了国民党在被捕党员中组织假省委,妄图将幸存党员一网打尽的重要情报。看到周骏鸣有胆有识,王国华暗自高兴,及时报告省委,派周骏鸣去信阳吴家尖山独立开辟新区工作,很快建立了尖山党支部。十月,王国华去尖山检查工作。群众发动充分,基础扎实,而且山高林密,地处四县交界,正是开展武装斗争的好战场。建议以此为基点,开展武装斗争。于是,省委决定把主要力量搬到尖山。张星江、王国华齐集尖山,全力发动群众筹集枪支,创建革命武装。一九三六年一月四日,王国华、张星江、周骏鸣、张旺午、王国平等在小王庄商定建立游击队,当夜,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在尖山小石岭村汪心太家正式诞生,张星江兼指导员,周骏鸣任队长,王国平任副队长。游击队旗开得胜,张星江、周骏鸣、王国平、康春、老汪当即除掉了该村联保主任汪心乐,撤到天目山庙里宿营。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一经建立,就接连“打坏货”、斗土豪,很快发展到三十多人。一九三六年三月六日,在乐山脚下遭到遂平县国民党民团的突然袭击,副队长王国华的弟弟王国平和队员柯骤当场壮烈牺牲,九名队员被俘。王国华没有为失去胞弟和好友而过分悲伤,而是化悲痛为力量,与张星江、周骏鸣共同研究振作士气,尽快扩大队伍。省委及时调陈香斋任游击队副队长,从各县抽调积极分子充实游击队。不到二十天游击队扩大到三十多人枪,经过研究,省委决定趁农历三月初三桐柏县平氏镇庙会,炸会夺枪,武装群众和游击队。讨论中,王国华认为,平氏镇离根据地一百多里,游击队脱离游击区是个大问题。但是,大多数同志主张去干一下。王国华坚决执行省委决定,立即到确山县石滚河和泌阳县张楼一带组织八十名群众,配合游击队行动。四月二十五日,张星江、周骏鸣带领五个手枪队员化装进入庙会,王国华、马长富带领群众,扮作香客,分散在三个戏台前看戏。他们买来八十根木棍,八十条白毛巾,分别散给夺枪群众,行动时拿着木棍当武器,围上毛巾当标志。王国华同张星江、周骏鸣在祖师庙前根据牛得胜侦察的情况再次商定行动方案:游击队员重点收拾三个金货棚,夺枪群众主要对付逛会的民团。下午四时,夺枪开始,夺得长短枪十多支。在游击队撤出、转移途中,张星江中弹牺牲,周骏鸣负伤。

张星江牺牲后,王国华、仝中玉与养伤的周骏鸣共同分析了游击队员的思想现状,总结了两次受挫的深刻教训。王国华认为,游击队两次受挫,“主要是由于我们对形势认识不足,脱离根据地,脱离群众,一味大干。因此,也就不注意深入艰苦地作群众工作,游击队脱离了根据地和群众,就象刚学走路的小孩离开了母亲,必然要跌跤”。王国华、周骏鸣推举仝中玉接任省委书记。会后,他们都到游击队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游击队很快稳定了思想。但是,敌人从张星江身上搜出了党的文件,调集重兵向游击队大举进攻。在敌众我寡情况下,他们决定将击队“化整为零”。企中玉与王国华商量后,带队到唐河、新野开展游击活动。周骏鸣带一班到石滚河、竹沟一带,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迅速壮大。此间,叶县工委段永健、李子健等四人来到确山,在傅楼找到王国华,合在一起干,王国华、周骏鸣热烈欢迎。这年六月,省委决定建立确山县委。王国华直接领导确山县委,把工作重点放在游击队活动的中心区域,建立区、村农民协会,选送积极分子参军,游击队扩大到三十多人。八月下旬,仝中玉由唐河返回泌阳,同王国华交换了两地工作情况后,在亲戚家治病。王国华、周骏鸣、邓一非、李子健在石滚河黄路沟召开会议。会上,王国华代表中共鄂豫边省委检查总结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十月,鄂豫边省委派李子健去北平找北方局接关系。李子健在北平顺利地同北方局接上了关系,带回了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两年间,王国华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梦见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现在,真的同北方局取得了联系,又得到了党中央的指示,就象与母亲失散了多年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欣喜若狂,省委认真学习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但是,对于将游击队并入地方民团的问题王国华据理力争,他说:“没有独立自主的武装,就如经商没有本钱,谁还看得起你,什么统一战线也讲不成!”“不要看不起这几条破枪,游击队是革命的种子,不能解散!”经过反复讨论,为了自卫和生存,决定游击队继续以打汉奸名义打土豪维持生计。同时,派李子健再次去北方局汇报。十二月十三日,在天津宁园,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听取了李子健的汇报。刘少奇充分肯定了鄂豫边省委的工作,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对鄂豫边区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作了符合当地实际的重要指示。为了加强宣传工作和省委领导的学习,刘少奇赠给省委一部留声机,赠给王国华、仝中玉、周骏鸣三支金笔。十二月下旬,鄂豫边省委在泌阳玉和寨召开扩大会议。会上,选举王国华任省委书记。会议期间,李子健传达了刘少奇的重要指示,大家进一步明确了斗争方向。决定加强根据地党组织建设,组织群众抗日自卫队和扩大抗日游击队。

一九三七年二月,党员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确山、泌阳、信阳、桐柏边界村庄抗日防匪自卫会、自卫队,联庄社纷纷建立,王国华、周骏鸣、邓一非、姜宗仁等,一天要跑几个村寨表态,承认他们是“老共”的地盘。这样,仅一个月,就在石滚河、孤山冲、铜山沟、邓庄铺、西王楼、黄石头庄、王楼、大李庄、马堡等地成立了自卫会,组织了自卫队。

在抓紧党组织发展和基层政权建设的过程中,王国华坚持开展抗日统战工作,保障了游击队的迅速发展。省委和游击队与当地开明绅士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争取了石滚河区长何振刚,冷水铺联保主任王国信,邓庄铺联保主任李耀堂。此外,王国华卓有成效地开展匪运工作,争取并教育了一批土匪武装,让他们共同抗日。一九三七年五月,蒋介石指令东北军一二九师进驻泌阳,“围剿”红军游击队。在十分严峻的形势面前,王国华坚定地表示,共产党应该是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不但要努力扩大停止内战的宣传,而且要作出实在的样子。王国华与李子健具体分析了蒋介石调一二九师进驻泌阳进攻游击队是一箭双雕,待两败俱伤后,再坐收渔人之利的形势,认为有与其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与可能。王国华一拍大腿说:“与一二九师谈判,要得!”于是,一面把游击队转移到桐柏龙窝隐蔽,一面派李子健去王店与一二九师代表、联络参谋田作舟和团长王理环谈判,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达成五项秘密协议,缓和了边区形势,蒋介石妄想借东北军之手消灭豫南游击队的阴谋破产。一个月后,一二九师奉命撤去,省委和游击队重返游击区。至抗战爆发前,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经过数次浴血奋战,保存了六十人枪的革命种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鄂豫边省委在竹沟西王楼碾盘沟开会,周骏鸣传达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关于游击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指示。会议决定:王国华任游击队指导员,周骏鸣任游击队长。在此基础上,会议提出了广泛发动群众,猛烈地扩大抗日武装。碾盘沟会议后,王国华、周骏鸣带领游击队一面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一面积极筹集军款添置枪械,扩大抗日武装。王国华把信阳邢集开明士绅宁学志请到游击队驻地,向他讲明国事危急,团结抗目的道理。宁学志回家后,派人送给游击队一千元银洋。逢人便说:“仁义之师,不可不助。”遇到有人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宁学志拍案而起,予以痛斥。后来,宁学志还把亲侄送到抗日自卫队工作。对于顽固的土豪劣绅,王国华便发动广大群众与他们展开激烈的斗争,迫使他们出钱出枪。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鄂豫皖红二十八军一营突破敌人封锁,转移到尖山、邓庄铺一带。王国华听到消息后,立即派人与其取得联络,请求支援,游击队与红一营商定采取长途奔袭的办法,共同攻打蔡冲寨。蔡冲土豪听说游击队要来筹款抗日,早在寨上架起洋枪、土炮。红一营与游击队远望蔡冲,吊桥高耸、寨门紧闭,立即制定了智取方案。周骏鸣带领游击队扮作土匪,王国华带领红一营化装成国民党军队,一前一后扑向蔡冲。寨主以为是土匪来架票,正要迎击,忽然远处枪声大作,“官兵”与“土匪”在寨前虚晃刀枪,对打起来。寨主蔡祖功不知是计,命令喽罗呐喊助阵。待机成熟,红一营按约定暗号,伴攻游击队,游击队立即向北山撤离。蔡祖功慌忙打开寨门,迎接红一营,“这帮土匪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贵军才放了几枪,他们就鞋底抹油一一溜了。”王国华马上接着话若,“是啊,有眼不识泰山的家伙实在不少哩!”王国华领红一营进寨后,集合号一吹,游击队马上回戈,从山上往寨里冲。洋洋得意的蔡祖功冷不防被装成“官兵”的战士捆了来。他翻着眼皮说:“弟兄,不要误会。”这时,只见刚才被“官兵”打散了的土匪,跟“官兵”一起,笑语连天的开进寨来。王国华故意问战士:“喝茶、抽烟没有?”“唉,蔡先生,帮你打土匪,怎么连烟茶也不招待?”战士们都轰地一声笑了。王国华命令战士给蔡祖功松了绑,给他讲团结抗日的道理,但他仍然吞吞吐吐,不肯献款。王国华根据细户提供的情况,命令战士挖出了四缸银洋、元宝,缴枪三十多支,子弹三千多发。

不久,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亭又派军直特务营来支援游击队。再次攻占邓庄铺,打开高邑、马谷田区党部,缴枪三十多支。特务营走后,游击队继续筹款抗日。王国华、周骏鸣给桐柏县某土豪写信,指出“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望能慷慨解囊,以助军威”。他竟回信:“请贵部割下人头千个,头来钱往,交易公平。”三日后,游击队扮作保安团直奔大梨园。土豪把游击队迎到堂屋,殷勤招待,“长官惠临小寨,有失远迎,恕罪恕罪”。王国华冷冷地说:“哪里,哪里,没有把人头带来,还请寨主包涵”。这家伙一听,明白了来者用意,吓得面如土色。马上笑嘻喀地说:“贵部筹款事,俺早已准备停当。”王国华义正辞严地说:“眼下国难当头,你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甘当民族败类,破坏团结抗日,走这条路人民绝不会原谅;一条是爱国抗日,走这条路,人民会不念旧恶。何去何从,请快快决定。”那土豪连忙吩咐家人,抬出一千元银洋。游击队离开时,王国华告诉他:“你已经为抗日做了一件好事,人民会记着的。”有了蔡冲、大梨园的样子,确山、泌阳、信阳一带的土豪劣绅都变得老实起来,开明绅士也通过筹款,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此间,省委和游击队抓着有利时机,动员青年参军参战,根据地里父送子,妻送郎,掀起参军热潮,游击队很快发展到三百多人。

一九三七年十月,鄂豫边省委在邓庄铺开会,讨论目前形势和任务,决定将游击队扩编为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王国华任政委,周骏鸣任团长。独立团成立后,兵分两路,周骏鸣带主力到信阳、桐柏边界扩军,王国华带一部在确山、泌阳一带横扫竹外围的土顽势力。泌阳县贾楼联保主任王太华鱼肉乡里,民愤极大,群众纷纷要求除掉他。一天夜晚,王国华和独立团副团长冯景禹率领二连到达贾楼寨下,手枪队员搭成人梯爬上围墙进入寨里,干掉了寨门楼上的哨兵,打开寨门,二连顺利进入寨内。天亮时,王太华带领十多支武装,退入围寨中间的炮楼进行顽抗。王国华组织群众武装,抬来罐枪猛轰炮楼,王太华还是不投降。王国华看强攻不下,便展开政治攻势,向他们喊话:“我们是抗日的队伍,欢迎放下武器,参加抗日,保国保家!”中午,王华一面准备柴草火烧炮楼,一面把王太华及保丁的家属找来,动员他们上前喊话。王太华打开炮楼门,缴枪投降。他们接连摧毁大梨园、王店、贾楼等反动据点,使纵横百里的游击区连成一片。十二月,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林凯到鄂豫边区,根据省委示,将鄂豫边省委改为鄂豫边特委,不久,改为豫南特委,隶属河南省委,仝中玉任书记,王国华任副书记。

在猛烈地发展抗日武装的过程中,豫南特委决定在竹沟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王国华、周骏鸣认为,竹沟镇易守难攻,进退方便。周围几十个较大村寨都建立了基层党组织和抗日自卫院武装,唯有竹沟镇还盘据着联保主任徐景贤等。徐景贤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扬言“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为了拔掉这颗钉子,王国华把竹沟镇进步青年周庆鸣、杨袖峰找到邓庄铺,部署组织竹沟暴动,从内部攻破这个堡垒,建立竹沟抗日根据地。为了保证竹沟暴动的胜利,王国华还派秘书王勋(黎立坚)先到狮子口尖山组织群众武装,支援竹沟暴动。他一再叮嘱王勋:“要小心谨慎,要隐蔽,要严守机密,千万不能粗心大意。”“竹沟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不打徐景贤等坏蛋,拔掉这颗钉子,对我们的部队发展和建立抗日根据地都不利,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不利”。王勋到尖山后,在尖山党支部的协助下,组织了三十多人枪的武装。十月二十七日,暴动胜利,打死了联保主任徐景贤,竹沟回到了人民手中。

竹沟暴动后,豫南特委和独立团立即着手在竹沟建立抗日根据地。王国华同周凤祥、高进修等见面、开会。对他们说:“消灭了地霸徐景贤,竹沟一带国民党政权垮台,一般地主逃亡,群众要求我们派人帮助组织武装,防匪自卫,都是这里有利的革命形势,要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组织革命武装”。同时,决定派姜宗仁随去竹沟开展工作。王国华叮嘱姜宗仁:“你去竹沟一带,把那里群众工作抓好,把周庆鸣的关系联络上。叫他带暴动武装在竹沟地区活动,支持当地群众工作,准备应付地霸进攻和土匪骚扰。”竹沟暴动的胜利,震惊了豫南国民党当局及地方土顽势力。但是却有个别人执迷不悟,破坏独立团与当地政府的改编谈判,企图用武力解决独立团。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泌阳巨绅王友梅勾结豫西土霸王别庭芳,派吴定远团一千三百余人,乘独立团主力到信阳、桐柏剿匪、扩军之机,偷袭邓庄铺。定远团与独立团新兵六连激战一天,占领了邓庄铺,抢走了独立团的五百套军衣。第二天,王国华率部从竹沟增援邓庄铺。一声令下,把周围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他们拿起鸟枪、土炮、锄头、棍棒,满山遍野,红旗飘扬,把敌人团团围住。敌人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十日,继续围攻定远团,农民自卫队及当地的几股“杆子”协同作战。有的战士说:“子弹打完了,怎么办?”王国华说:“子弹打完了,我们没有嘴巴吗?”于是,大家对定远团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喊话、唱歌,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一下子把定远团的斗志瓦解了。不少士兵抱头痛哭:“现在日本鬼子都杀进来了,国共合作抗日了,我们还来打王老汉,王老汉是好惹的吗?”这时独立团闪开一条道路,让定远团狼狈逃窜。一九三八年,王国华、周骏鸣率领独立团浩浩荡荡进驻竹沟镇。根据新四军军部和长江局指示,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周骏鸣任团长,王国华任政委。此时,地方土顽收买股匪吴臊部四千多人,驻扎竹沟西部骚扰群众,还抓去特委派去做群众工作的女同志作人质,要扶八团。对此,王国华、周骏鸣果断地决定,先派刘世耀去喊话叫土匪放人,再将周围自卫队调来配合八团将土匪消灭。这一仗,击毙吴臊,匪众彻底瓦解。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毛主席派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和张震到竹沟,加强竹沟地区的领导,帮助豫南特委将独立团整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准备奉命东进敌后抗日。此间,王国华、彭雪枫利用各种关系,收编了当地两股较大的“杆子”武装安可祥团和段永祥团,独立团一下子壮大到一千三百多人枪。独立团与当地“杆子”武装早有联系。自从平氏夺枪,“老共”在“杆子”中的威信越来越高。一次,独立团路过泌阳、确山交界的杏山村,碰见“杆子”朱六排长,在山上喊着打。独立团喊了声“我们是‘王老汉’的队伍!”他随即把枪打在背后说:“对不起,请你们把我捆起来吧!”接着,集合队伍,请王国华讲话。王国华对他进行阶级教育,叫他不要抢劫穷人,更不要烧群众的房子。从此,他到处宣传“老共”的好处,一九三八年八月底,独立团在泌阳县高邑碰到土匪头子段永祥、安可祥及朱六排长(当时被国民党军队打垮),王国华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前去谈判,一下子扩充了一百三十多支枪,十三匹马。段永祥发誓说:“我要搞三个团的力量,到那时再来归顺‘王老汉'”。一九三八年二月,段永祥、安可祥果然搞了三个团的兵力(从湖北回来,其中一个团被国民党打垮),到竹沟受编。王国华称赞他们深明大义,欢迎他们参加新四军。随将其编为四、五大队,并派去九名政治指导员,进行军纪和政治教育。收编后,由于一时发不出粮响,加之其中有人恶习难改,不听指挥,有的抢劫群众财物,倒卖枪支、马匹。为彻底将其改造成人民军队,王国华与彭雪枫、张震等研究决定。同一天,改造安团的任务交周骏鸣在邢集进行,段团在竹沟集中整编。王国华、彭雪枫商定以开“联欢会”的名义,请段团官兵前来。欢迎会结束,彭雪枫请段团连以上干部到关帝庙会餐。王国华到河滩广场向段团士兵训话。他高声命令:“枪放下!向后转,起步走!”这样,将全团缴械。接着,王国华、彭雪枫给受编官兵上课,讲一个穷苦农民走上土匪道路的社会根源,讲抗日救国的深刻道理,讲农民青年当抗日军人是保卫国家的光荣职责,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讲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等等,受编官兵热泪盈眶,决心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保家乡。整编后的安、段团近八百人,编为两个营,充实到八团队,又以其枪支、马匹为基础,组建了骑兵连、手枪连。

一九三八年二月上旬,王国华应周恩来之召到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豫南特委和八团队的情况。周恩来高兴地说:“竹沟在中原的战略意义非同一般。我们共产党人要抗日,要革命,也要有人、有枪、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就没有依托,竹沟就是我们在中原的依托。你们开创了这块根据地,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贡献,这个意义不可低估。目前,日军已经占领华北、华东大片土地。八团就要出征敌后,竹沟要设留守处,将成为支前的大后方。你是当地人,很有威信,就担任留守处主任吧!这个工作也很重要!”王国华说:“我是个共产党员,党需要我干啥就干啥。”回到竹沟后,王国华坚决执行长江局指示,立即调整了豫南特委和八团队领导,王国华任特委书记,王盛荣任副书记。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周骏鸣、林凯奉命率八团队一千三百多人枪在邢集誓师挺进皖东敌后。八团队东征后,根据新四军军部决定,武汉“八办”呈请蒋介石批准,在竹沟设立留守处,王国华任主任,张震任参谋长,彭雪枫主持全面工作。竹沟留守处建立后,根据中共长江局、河南省委指示,由彭雪枫主持开办军政教导大队,为组建河南乃至华中抗日武装培训各级军政干部。在上课时,彭雪枫的《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和王国华的《豫南游击战》最受欢迎。王国华通过大量生动事实,讲如何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创建红军游击队,开展豫南桐柏山区游击战争,迎来抗战全面爆发。他反复强调:“要把老百姓视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们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能否取得性利,关键是能不能赢得当地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他边讲边比划,讲到高兴处,猛力来个手势,把桌上的茶杯都震落在地上,逗得学员哄堂大笑。课堂一休息,男女学员都把他围起来,问这问那,有的还给他开玩笑,揪他的大胡子。

豫南党的工作打下坚固的基础,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局面的形成,引起了国民党军政当局的极大仇视。竹沟、石滚河一带几个土豪劣绅于造谣生事之外,又四出告状,一直告到何应钦、蒋介石面前。因此,一九三八年五月,蒋介石电令信阻警备令、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彻底查清。王修身随派一八八团团长夏华国率部开到竹沟镇,企图取缔竹沟留守处。周恩来、叶剑英获悉后,马上电告王国华、彭雪枫。他们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跑,众说不一。王国华坚决支持彭雪枫的意见,搞好统战,争取夏团,保住竹沟。他向竹沟干群讲明,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严守统战纪律。夏团进驻竹沟的第二天,王国华、娄光琦找夏团长谈判。他理直气壮地陈述建立竹沟留守处是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经国民党军政部长陈诚、政治部长何应钦批准,蒋委员长亲自应允的。为何出尔反尔,听信谣言,要取缔竹沟留守处?抗战要有个后方,有个后方,家属、伤员才好安排,后方为前方服务,抗日无罪等等。王国华气愤填鹰,声泪俱下。夏华国为之所动,慌忙掏出手帕说:“凭良心讲,这次是让我赶走你们的,但我到竹沟的所见所闻,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两天后,王国华、彭雪枫请夏团连以上干部会餐,在宴会上碰杯时,王国华说:“国华、华国,这名子告诉小日本鬼子,我们是堂堂中华男子、爱国军人”。王国华对夏团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动员群众给夏团担水、扫地,筹集给养,还邀请夏团官兵参观留守处、教导大队的俱乐部。夏团官兵看到竹沟镇上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团结抗战,便向上报告,竹沟新四军非常友好。于是,蒋介石电令河南省政府:“竹沟留守处与民间相安无事,所传各节均属子虚。”夏团在竹沟只住了十天,就回返原防了。临走那天,王国华动员竹沟、石滚河附近几千群众和自卫队武装夹道欢送。夏华国感动地说:“共产党确实在抗日,做了不少的事情。这几天,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这次,对夏团官兵教育很深,后来开到前线,奋勇杀敌。夏华国当了师长,还来信表示感谢。从此,竹沟留守处的各项工作迅猛发展,为河南省委迁驻竹沟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八年五月下旬,徐州失守,大批国民党溃兵路过邓庄铺去南阳。王国华带部队去保护邓庄铺一带群众的安全。他说:“我不要带武装,只给我一个“拂晓剧团’就行了。”王国华带着剧团到邓庄铺,一边在其路过之处烧开水,让国民党部队喝;一边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时,恰逢一个国民党兵追农民、抢东西。团长立即制止:“你们干什么?”剧团团员说:“贵部纪律严明”。团长说:“还能有你们红军纪律严明吗?”结果,国民党溃兵秋毫无犯地走了。国民党溃兵开走后,“佛晓剧团”在邓庄铺演戏。一传十,十传百,群众一听说王国华都赶来了。开演前王国华向群众讲话,号召“大家团结抗日,打败日本侵略军”。这一天,群众都拉着王国华到自己家里吃饭,这家拉,那家拉,去哪家呢?最后,大家都把饭端出来了。王国华只得站在邓庄铺路口,一家吃一口,这才脱了身。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徐州失守以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对华中抗战的重要指示后,朱理治、彭雪枫、王国华、王盛荣等一起研究部署了河南抗战。六月初,河南省委由开封迁驻竹沟,在竹沟留守处的掩护下开展工作。河南省委决定改组豫南特委,由王国华任特委书记。王国华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大增强了特委的团结。接着,特委将竹沟工委改为竹沟县委,建立确山县委,使竹沟、确山、信阳、汝南、泌阳等地“青救会”、“妇救会”、“商救会”、“农救会”纷纷建立,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王国华在竹沟每一出现,总是吸引着众多的群众,无论他在讲演还是闲谈,院子里总是站满了人群,竹沟镇上把彭雪枫、王国华传颂为“两颗灿烂的红星”。彭雪枫高兴地对“拂晓剧团”团长路丁说:“苏联有个夏伯阳,中国有个‘王老汉’,‘王老汉’就是中国的夏伯阳,你要把他写成戏,让人们都知道“王老汉”。”当时确山一带横行一时“呼隆队”、“杂八队”只要听到“王老汉”三个字,立刻变得老实起来。有一位女青年投奔竹沟参加革命的路上,遇到坏人纠缠,她大喊:“我投奔王老汉的!”这一声喊,立刻被释放了。王国华的部队一位战士穿便衣外出被“杂八队”抓住,将要遇害时,他高呼:“我是周个子,是王老汉的便衣,你要杀快杀吧!”“杂八队”一听,赶快放人,嘴里不住嘟嘟瘢喳:“你咋不早说呢?!”由此可见王国华受到人民群众热烈的拥戴,敌人对他惧怕三分。

一九三八年九月,王国华大力协助彭雪枫组建新四军东征游击支队。九月三十日,彭雪枫、张震率游击支队三百七十名健儿誓师东征,王国华代表留守处讲话热情送行。第二天,土匪乘虚包围竹沟。王国华沉着冷静,一边组织竹沟群众和伤病员都上寨墙,一边亲自带领仅有的一排武装,打开西门,顺着河沟一溜小跑,绕到尖山脚下。他命令战士用苏式转盘机枪从土匪背后哒、哒、哒、五十发,这帮土匪狼狈逃离,王国华带领群众从东门笑语连天进了竹沟。

一九三八年十月,王国华、陈少敏决定,派确山县委军事部长赵进先打入确山警察局任局长,党员张国武和牛得胜也打入警察局协助赵进先工作。王国华指示他们“学会用各种形式同敌人进行斗争”。不久,国民党豫南剿共指挥部司令康胡子到确山与县长邵世祯密谋消灭竹沟留守处。赵进先立即派牛得胜向王国华汇报。王国华早已作了防备。赵进先、牛得胜按照王国华的指示,很快除掉了康胡子、叛徒田得仁及反动保长安铁旦,彻底粉碎了敌人“消灭竹沟留守处,活捉“王老汉””的阴谋。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建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刘少奇、朱理治、李先念等从延安奔赴竹沟,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撤销河南、湖北省委,建立了鄂豫边区党委,朱理治任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长,王国华任群工部长。为了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决定建立边区军事委员会,朱理治任主任,李先念、王国华任副主任。王国华积极协助李先念在竹沟北窑召开军事会议,选调人员、枪支,组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刘少奇坐镇竹沟,指挥中原,在刘少奇的亲自领导下,王国华牢固地树立了建立革命政权和根据地的思想。当王国华谈及改造土匪和土匪的黑话,刘少奇高度赞扬说:“你们在改造土匪的斗争中,包含的可有马列啊!我看,竹沟这个小山沟里是有马列的地方,你们坚持游击战争时,不比江南那些地方,人家是长征后留下来的队伍,你们是新创的,这么困难、这么复杂,你们却从小到大,慢慢站稳了脚,没有马列怎么行,你们把马列主义和当地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得是成功的”。王国华听了又激动又惭愧地说:“胡服同志太过奖了,我并不聪明,做的蠢事也不少,一是从挫折中总结经验,求得长进,二是中央的英明领导。有时我们因水平低,干了也总结不出道道。”刘少奇说:“你们的道道不少啊,在那种环境下,你们提出多交朋友,少结仇敌;只打环货,不分土地;只建农民自己委员会,不打苏维埃的牌子;只脚踏实地发展武装,不搞飞行集会、乱散传单;搞黄皮红心,两面政权,改造绿林杆子……,这些都是你们成熟的表现,这些经验要好好地总结总结嘛,它可以丰富我们的马列主义宝库。”刘少奇提议给王国华配个文化教员,希望他拿出打土围子的精神学习文化。王国华说:“我一定照你的话去做。”从此,刻苦学习文化,很快就能看报纸了。

竹沟在中原,象延安在全国一样,起着领导人民抗战的作用,王国华在竹沟享有极高的威信,群众情绪高昂地歌唱:

乌云之中见青天,

竹沟就是“小延安”。

一声号令震破天,

千军万马上前线。

王老汉的胡子尺把长,

他待我们象亲爹娘,

眼前只有一条路,

跟着老汉把兵当。

竹沟地区革命斗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仇视和惊恐:“王国华盘据竹沟一带,假借新四军八团队留守处名义,组织青年救国会、群众自卫队、农民救国会等团体不下十余种,宣传阶级斗争,派人潜伏乡村宣传,煽惑人心”。“已将竹沟镇造成豫鄂皖等数省之反动根据地,与陕北异党相呼应,经本会侦悉,派工作团前往该县,协助该县党部清剿,务于(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全部驱逐”。对于国民党的阴谋,王国华和其他同志一起作了充分准备。一九三八年八月豫鄂边区党委就作出应付形势逆转的决定。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刘少奇率徐海东等从延安第二次到达竹沟。周密部署中原局、豫鄂边区党委主动实行战略转移,率部三百余人离开竹沟。临行前,刘少奇一再叮嘱王国华:“警惕国民党的进攻,一旦有事,要注意东门的守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拂晓,国民党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竹沟惨案”。王国华、刘子久、危拱之早已在西寨门楼组成指挥部,指挥全镇军民奋起反击。王国华捋着胡子命令警卫连全体指战员,一定要把进街的敌人打出去。警卫连全部登上屋顶,居高临下,与进寨之敌展开逐屋逐院争夺战。这时,王国华召集部队讲话:一、我们把失掉的阵地夺回来了,胜利了。二、总结经验教训,绝对不能麻痹。三、警卫连一分队全部守东门。他的讲话给部队、群众鼓舞很大。因而,竹沟军民众志成城,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王国华、张旺午、周庆鸣等亲自指挥唯一的苏式转盘机枪,一会在北寨门射击,一会在东北炮楼射击,使敌人摸不清寨内火力虚实。王国华哪里紧急哪里去,向伏在寨墙上的战士说:“咱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决不可向敌人屈服!他们拿的是枪,我们拿的也不是烧火棍”!十二日,敌人将竹沟团团包围。

竹沟军民同仇敌性,英勇守卫。敌人丢下无数尸体,未能再越寨墙一步。两天一夜的战斗,竹沟部队弹药消耗很大,电台失灵,联系中断,加上原先已有既定的撤离计划,省委果断决定午夜突围。当晚,寨墙上挂满灯笼,司号员吹起集合号,给敌人以固守待援的假象,一切撤离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午夜,河南省委把干部、战士集中在西寨门内,王国华捋着胡子向大家讲话:“同志们,我懂得大家的心情,我的心情同大家一样。可是,胜败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必须突围。我们还要到李先念同志那里去,继续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打日本鬼子,新的战斗任务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必须前进。现在咱们撤出去,将来咱们再回来,竹沟将来一定是我们的!”接着,省、地、县委和留守处干部、战士五百多人,含着依依惜别之情,从西寨门冒雨分三批撤离竹沟。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竹沟突围部队到达桐柏龙窝,与中原局印刷厂职工会合。接着,刘子久、王国华等召开了省委临时扩大会议,决定刘子久、危拱之去豫西洛阳工作;王国华、张旺午、周庆鸣率部坚持在竹沟外围活动。各部深情话别,分头行动。王国华向干部、战士讲话:“要打大游击,圈子小了不行。转大圈,才有回旋的余地。你们跟我王老汉走,就一定有饭吃”。王国华率部经回龙寺时,又与追击之敌激战,给敌人以严重杀伤,随即动员部队:“我们要到四望山去,找李先念、陈大姐,与主力汇合”。在四望山,张旺午向突围部队传达了朱理治的指示:“红旗不倒,王老汉的名子不倒,把红旗插到竹沟周围。”十一月十八日,刘少奇电示朱理治:“派部增援竹沟部队。”二十日,朱理治向党中央、刘少奇作了《竹沟事件经过的报告》,拟派一个武装大队绕黄龙寺东压迫国民党信阳县长,使四望山与竹沟打成一片。并给王国华送去四千元经费,让其在信阳、确山一带收集地方武装,扩大宣传,争取群众,整顿地方党组织。二十七日,刘少奇、徐海东再电朱理治:组织部队回竹沟附近活动,部队番号仍称“新四军留守部队”,以王国华名义活动。

一九四○年二月,王国华前往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四月,王国华在延安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豫南工作。他的汇报得到了毛泽东、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经陈云推荐,中直机关各单位邀请王国华作报告。王国华生动地讲述豫南桐柏山区游击根据地开创和成长壮大的斗争历程,极大地吸引了延安的听众。王国华受到毛泽东、党中央的特别重视和关怀,派人补习政治、文化常识,同时留他到中央党校一部(高干班)学习。在学习或开会时,毛泽东常常亲切地称王国华为“我们的农民领袖”、“我们的王老汉。”在学习政治、军事知识的过程中,王国华完全依靠非凡的记忆,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整风中,康生借审干之机,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把河南、甘肃等省白区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王国华坚决反对。有人让他交待问题,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康生听后恼羞成怒,把王国华关押起来。王盛荣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及时制止,王国华得以获释。当时有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同志,被卷进“抢救”运动之中,受到怀疑、体罚,王国华不怕株连,勇敢地替她说话,向上反映,将她解脱出来。至今,这位女同志对王国华仍是非常钦佩,感激不尽。“文革”中,王国华到北京治病,这位女同志虽已古稀之年,但亲自端饭到医院,送到王国华的病床边。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一日,彭雪枫在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不幸牺牲。消息传到延安,王国华听后悲痛欲绝。这一年,王国华爱人张女在新四军五师被服厂以身殉职,儿子王俊生在湖北京(山)安(陆)县任武装大队长,被叛匪杀害。失去妻子和儿子,对王国华的思想打击是很重的,但却比不上失去战友彭雪枫更为痛心。王国华接连哭了四、五天,不吃饭、不睡觉。中央党校一部的许多老同志劝他不要过于悲痛,越劝他哭得越很。他着说着:“彭雪枫能说能写又能打仗,在竹沟一起工作时间虽短,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很佩服他。”

一九四五年“双十”协定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宁一、王国华、廖志高负责,抽调姜宗仁、王正、孙鼎等十余名适合到豫南地区工作的干部,研究恢复白区党的工作。王国华根据亲身实践,讲解关于对待土匪武装的方针政策。他具体分析了“土匪”的成分及区别对待的政策。他特别强调,对待土匪武装,必须认真调查研究,区别对待。要争取下层基本群众,孤立上层反动分子;团结在野的,打击在朝的。要和他们搞好朋友关系,同情支持们被迫造反,揭露国民党对他们的长期迫害。指明当土匪没有好下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为穷人打天下,才有出路和前途。刘宁一认为王国华讲得很好,随令王正、孙鼎把记录整理出来,供各省区同志参考。

一九四六年十月,王国华任晋冀鲁豫军区民运部副部长。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四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作为刘邓大军南征的后续部队,由晋冀鲁豫解放区出发,千里跃进大别山。十一月底,部队到达大别山,在光山县何家饭与主力会师。此时,国民党军队白崇礼部三十三个旅对大别山进行重点围攻,企图将刘邓主力驱逐出大别山。为减轻敌人对大别山的压力,十纵奉命立即西进,挺进桐柏山区,开辟桐柏根据地。十二月五日,十纵派三个旅和张廷发带领的近千名干部实施战略展开。行前,刘伯承、邓小平接见了十纵连以上干部,作了关于创建桐柏根据地战略意义和具体任务的指示。邓小平指出:“部队不要称八路军、新四军,统称'王老汉'的部队。这样,要粮有粮,要钱有钱。”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十纵突破敌人重围,跨过平汉铁路,召开了浆洗店会议。根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指示,宣布成立桐柏区党委、桐柏军区、桐柏行政公署及所辖三个地委、专署、军分区。王国华担住桐柏区党委委员、农协主席兼第二专署专员。会后,二分区部队向北急进,至信阳三里城、五里关一带,遇敌包围。如何冲出重围,进至桐柏山区?王国华提出走火烧寺一条小路,在武胜关以南突过铁路。到鸡公山下,趁雨蒙雾大,白天突过铁路。有人说,自从有红军以来,没有白天通过敌人封锁铁路的,王国华说:“这叫出其不意!”结果,胜利突破平汉线,到达桐柏山区。十八日,王国华率部回到竹沟镇。群众听说王国华回来了,奔走相告,纷纷涌到竹沟,有的掂着鸡蛋,有的掂着老母鸡,约有一万多人。王国华利用这个机会,立即召开大会,向群众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回来了,再也不走了。一定要和桐柏山的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彻底消灭反动派!我们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打土豪,分田地!”他宣布建立确山县委、确山县人民政府和县武装大队,还宣布发行中州银行人民币。王国华刚讲完话,群众围了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向他诉说别离之苦。有的问:“王老汉,这次你真的不走了吗?”“不走了,死也死在桐柏山!”

第二天,王国华率二地委、二专署离开竹沟,翻越接君山,到达泌阳王店。王国华、王海山率部到泌阳县时,守敌薛子正部弃城而逃。二地委、专署随在官庄、陈沟、羊册、古城一带驻扎。

二地委、专署、军分区究竟以什么地方作为后方根据地为好?王国华周密地分析说:“泌阳县城虽然解放了,但是薛子正的有生力量未受损失,泌阳县过去是国民党六十八军刘汝明部盘据的地方,这个地方不适宜。”他提出:“最好在确山的竹沟、石滚河一带。这个地方刘少奇同志和中原局住过,又是新四军二、四、五师的发祥地,群众基础好。再就是北进遂平县的岭呀山区,那里过去也是五师的根据地。”地委大多数同志同意他的意见。

王国华在抓好二专署辖区工作中,非常关怀确山县委的工作。他到狮子口北板桥,同刘劭卿、王杰、王青等同志介绍确山社会阶级状况,研究确山县委应该安在哪里?他说:“放在山北蚁蜂、板桥不行,我的意见还是放在南山孤山冲、陈冲一带。那里山比较厚,群众基础好,回旋余地大。”同时,又具体指出,确山县委要根据孤山冲、石滚河一带的地方实力,依靠周家,孤立赵家。确山县委根据王国华的意见,从山北转移到南山,设在孤山冲刘楼村。此外,王国华还把自己的警卫员和马送给刘劭卿,以示支持确山县委的工作。

二地委进驻泌阳后,尚未站稳脚根,大搞急性土改,王国华对急性土改很有意见,主张首恶必办,区别对待。他对确山县长王杰说:“在确山不要搞急性土改!”王杰立即作了贯彻,指出:“还是按‘王老汉”说的办。”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十纵司令部驻在泌阳县苗庄寺,邓小平听取了王国华等关于执行新区政策情况的汇报,明确指出急性土改的错误,强调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主要打击政治上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立场上的顽固反革命分子,迅速妥善解决“左”的倾向,弥补中农损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苗庄寺会议以后,二地委认真贯彻邓小平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新区政策,停止土改,实行双减,肃清土匪,缓和了各阶层的紧张关系,社会秩序得以安定。但是,地委领导思想长期不一致,桐柏区党委派王宏坤到二地委也未完全解决问题,王国华很有意见,及时向桐柏区党委写信,发电报,并亲自到区党委汇报。区党负责同志亲自专门到二地委调查。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桐柏区党委决定王国华兼二地委书记,二军分区第一政委。他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土匪的武装清剿和政治攻势,形势迅速好转。对“中原突围”中新四军五师掉队人员他正确执行政策,团结一切要求革命的同志,迅速壮大革命武装。有人找到王国华要求拉部队,王国华明确宣布:“发展到七八十人可任连长,超过一百五十人可任大队长”。如果真实情况一时弄不清,可交给任务,视其表现;情况比较清楚,靠得住的,即可大胆使用,分配到县、区政府或地方武装部队工作。在泌阳县桃园村,原五师负伤掉队的一位连长找到王国华,要求继续到部队工作,王国华立即同意他去发展地方武装,由于人尽其才,这位同志很快组织了上百人的队伍。

王国华主持召开了地委委员会,认真讨论检查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提出纠正办法。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在王国华领导下,地委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政策观念和组织观念教育,坚持作风上的纪律检查和组织整顿,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人民群众更加衷心爱戴王国华。一天夜晚,大雪封门,朔风凛例,二地委所在地陈沟群众在巡逻时看到王国华衣着单薄,十多人自动集合起来上山打狐狸,给他赶制了一件合体的狐皮大衣。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和省军区成立后,原豫皖苏军区第七、八军分区和桐柏二军分区合并,组成确山军分区,王国华任司令员。八月,确山军分区迁到信阳,改为信阳军分区,王国华任信阳军分区司令员,兼信阳市军管会主任。

一九五○年一月六日,王国华任河南省农协筹委会主任,他日夜辛劳,筹备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以便把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投入土地改革运动。三月十五日,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幕。王国华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道出了全省农民的心声:“有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就能翻身,就能解放!”在这次会议上,王国华当选为省农协副主席。他和大会主席团根据省委提出的:“组织起来,完成土地革命,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任务,组织与会代表进一步研究了如何在一年内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制定了有关政策、方法、步骤,为更大规模的开展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之后,王国华任省土改委主任,领导全省土地改革运动。

一九五五年二月,他当选为河南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增选为河南省副省长。一九五九年二月,当选为河南省第二届政协副主席。此间,他为加强河南地方政权建设和全省各界人士政治协商工作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还多次到确山、泌阳、桐柏等地慰问革命根据地的老同志和革命烈士家属,并积极着手筹建竹沟革命纪念馆、竹沟革命烈士陵园,坚持用革命传统教育后代。当他回到豫南一带时,走到那里,群众跟到那里,围住不走,争相诉说衷肠。当群众反映到官僚主义的浮夸风时,他鼓励干部群众:“不要管他,你们按实际情况办,错了,我王老汉负责!”他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不怕扣上“右倾”的大帽子。他提出的“要保证人吃饱、牲口吃饱、地吃饱……”和“办油坊、磨坊、粉坊、豆坊……”的“几饱”、“几坊”的要求,曾经被当作右倾批判,然而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六一年四月九日到十日,河南省委举行十六次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吴芝圃代表省委作的检查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坚决纠正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彻底扭转河南局面的决议》,纠正河南“左”倾蛮干的错误。会上,王国华发言认为,吴芝圃检讨的很好,干脆朗利。他说:“我们有错误,但是十年建设的成绩也是很大的”。“我们对错误要深刻检讨,对成绩也要肯定。这样才能全面的接受经验教训。要教育干部大胆负责,克服不敢管工作的思想顾虑”。并对如何以农业为纲进行调查研究、纠正瞎指挥风等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会后,他深入驻马店、信阳、南阳等地调查研究,检查保畜情况,向省委提出了如何解决饲草不足,避免牲畜大量死亡的意见:1、所有因灾造成饲草不足的地方,夏秋季除将牲口可以吃的饲草全部收存,并要利用荒地或抽出一部分土质不好的土地种植饲草;2、凡麦子遭灾地区,夏种时应酌情多种一些小米子、黑豆。它既是牛的头等饲料,豆秧碾好后又是牲口喜吃的饲草;3、因旱无收成的麦子,抓紧翻犁,以增加肥力,有利秋作物的丰收。省委采纳了他的意见,及时提请各地注意。这年冬季,他主持召开了灾区保畜工作会议,省委批转了省农委党组《关于灾区保畜工作会议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对切实做好准备,保证牲畜安全过冬起了重大作用。

一九六二年七月,王国华到确山县视察工作。当他看到县委院内外的大片荒芜土地时,立即向县委领导建议:“目前,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要想办法多种庄稼,把这些荒地开垦出来,种上粮食、蔬菜。”当年,确山县委机关干部在县委院内外开垦荒地近六十亩,收获粮食二万五千多斤。在三年困难时期,王国华既注意生产自救,又不忘节衣缩食。他为了周济确山、泌阳等地的老房东、老同志,不惜卖掉泌阳陈沟群众为自己缝做的狐皮大衣。

王国华不仅大节好,小节也好。解放后他从不抽烟,从不喝酒,从不以权谋私。

一九六三年,王国华因战争年代过度劳累,积劳成疾,患了脑溢血半身不遂,周恩来指示河南省委,要很好地照顾他;邓颖超还把自己写的《以坚强意志战胜疾病》一书相赠,亲切地嘱他与疾病进行顽强斗争,坚持革命,保持晚节。在长期卧病中,王国华一直关心河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文革”开始后,王国遭到迫害。赴北京治病期间,周恩来安排他住进医院,而且派人慰问,解决各种困难。河南不少干部群众不断去北京看望。他告诉他们:人民一定要胜利。王国华坚持原则,认理不认人,敢同一切错误现象作斗争,受到少数坏人的仇视。他们想方设法把王国华骗回郑州,继续迫害,逼他承认是叛徒、反革命。他说:“我是好人是坏人,毛主席知道,周总理知道。”他大义凛然,针锋相对,有时闭目养神,有时以牙还牙。有人抛出所“叛徒材料”,他愤怒地驳斥说:“王八卖笊篱一一鳖编!”因此,他经常被打昏在地。由于残酷迫害,病情恶化,一九七○年二月八日,王国华含恨去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要革命啊,不革命不行!我死后,你们要依靠组织,找毛主席、周总理和李先念、邓颖超等同志,他们都了解我。把问题搞清楚,用我一生的革命历史,教育子子孙孙永远革命”。

一九八○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决定为王国华彻底平反,在郑州召开了追悼大会。《河南日报》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河南人民深切怀念王国华同志》,道出了河南人民的心声:尊敬的王国华同志,河南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

鄂豫边省委的成立与红军游击队的壮大

王国华

一、河南省党组织遭受破坏与豫鄂边省委的成立

1934年秋,河南省委书记王健叛变,河南地下党的组织遭受大的破坏,而豫鄂边工委没有受什么损失。豫鄂边工委辖地下党组织所以没有遭到破坏,原因是:豫鄂边工委给河南省委只有直接关系没有领导关系(是归上海党中央领导,但是豫鄂边工委去中央接头须有河南省委介绍信,否则中央不给豫鄂边工委接头),中央所有文件由河南省委送,同时认识豫鄂边工委负责同志的,只有河南省委一个交通,而这个交通在送文件时,被特务杀掉了,这样豫鄂边工委所管地下党的组织没遭破坏。

1935年农历2月间,我从江西回河南,中央只给路费而没有给组织介绍信。5月间,我去唐河县找张星江同志(他是豫鄂边工委书记)。所以认识张星江同志,是因为张与我一同前去江西参加五中全会和二苏代表大会。找到张星江同志后,我们将豫鄂边工委改为豫鄂边省委(是在唐河县毕店村成立的),由张星江同志任书记,我任宣传部长,仝中玉同志任组织部长,(1936年3月5日打平氏后,张星江同志在安棚牺牲,省委书记由伞中玉同志担任。1937年初,我任省委书记)这时因敌人仍在捕杀我党党员,所以河南省委没有成立。豫鄂边省委共管13个县,即:新蔡、汝南、正阳、信阳(城内党组织被破坏了,农村没有破坏)、确山、桐柏、唐河、泌阳、南召、邓县、叶县、南阳、新野等,这是豫鄂边省委成立的经过。

二、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与人民自卫团的扩大

1935年6月间,周骏鸣同志出狱后(他原是河南省军委负责同志,河南省委书记王健叛变后,他于瀑河被捕),经豫鄂边省委研究,将其分配到信阳吴家尖山工作。同年8月间,我从汝南回唐河县参加省委会议,路经吴家尖山检查了骏鸣同志的工作。他在吴家尖山搞得很好,组织了3个支部,1个小组,党的外围组织是扁担会。这个地方三面靠山,是桐柏、泌阳、确山、信阳4县的交界处,又是匪区,人民生活艰苦,这与我在江西时朱总司令所说:“游击根据地最好建立在两不管或三不管的地方”还多一不管,因此,可说是一个很好的游击根据地。我在省委会议上汇报了吴家尖山的情况后,省委认为这个地方利于工作,于是省委决定将省委迁到吴家尖山。省委迁去约3个月,即1935年11月间,便组织暴动,暴动时只有一根半枪,随后即打平氏、马谷田、邓庄铺等地,从而获得百余支枪,游击队也就得到大的发展。

1937年春,省委派周骏鸣同志去天津找北方局,从此便与中央接上了关系。给北方局接上关系之后,第一次指示叫给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工作;第二次指示叫解散队伍;第三次指示(与第二封信相离20天的样子)又不叫解散队伍;第四次指示叫给国民党谈判。第一次谈判是给东北军;第二次是给确山、泌阳、桐柏、信阳4个县的县政府,在泌阳高邑谈。谈判结果,将游击队改为地方团队,进行剿灭土匪,并确定4个县每月给团队1000元钱。但会后,只有泌阳县给一点粮食,其他3个县什么也没给。第三次是由马致远(即刘子厚同志)去开封给张访谈判,确定给我们1000元钱和1000套军装,谈判后算是勉强给了,但他们又考虑游击队虽名义上是编为团队,但游击队不会归其统制和改变游击队的性质,因此,就不再给了。

1937年夏,蒋介石下命令:大股红军谈判,小股红军消灭。期间是1个月。这时国民党的32师,东北军及地方民团都开到了唐、泌、桐、确等游击根据地。在此情况下,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即转移到淮河沿岸,脱离了游击区。1个月过后国民党的军队都离开了游击区,游击队又回来了,并于1937年秋在泌阳王店成立人民自卫团,团长周骏鸣,政委是胡龙奎。1938年春,胡逃跑回家,政委由林凯同志担任。1938年初又在竹沟建立根据地,当时除消灭土匪扩大武装发展队伍外,并打土豪。1938年春,确山地方土绅告我们通匪,蒋介石随即派32师去竹沟,意欲消灭我们部队。开到竹沟后,了解到我们是消灭土匪,于民除害,扩大部队去抗日,并非土绅所反映的情况,于是便将实情况电告蒋介石,结果对我们不敢下手,这样我们便取得了合法地位。

据1936年调查,唐、桐、泌3县有108股土匪,在这遍地皆匪,群众日不聊生的情况下,省委便决定大力巢匪,于民除害,以安定社会秩序。在消灭土匪的策略上,主要是:在我们部队小的时候与土匪交朋友,游击队壮大的时候,即采取拉太股土匪消灭小股土匪,个个消灭的办法。到1938年底,土匪即已基本消灭。对俘房的土匪,即进行阶级教育,使其提高阶级觉悟,愿参加游击队的即编到游击队中去;愿回家生产的即释放回家,从而使游击队得到了大的发展和壮大。

1938年4月间,河南省委迁到竹沟,原豫鄂边省委改为特委,省委书记是朱理治,我任特委书记,王盛荣任副书记。竹沟部队1938年春,由周骏鸣与林凯同志带走1030名游击队员,另补充100余名干部去安徽前线抗日。同年农历8月间,彭雪枫同志去豫东带走306人,1938年底,李先念带走1个连。同年秋刘子厚同志带走1个排,编为挺进支队去信阳,后编给先念同志了。确山赵进先同志组织1个营的地方游击武装,于1939年秋也给先念同志了。肖望东同志去豫东西华也带走1个连。郭述申同志带走1个排,去鄂豫皖找林凯同志。朱理治同志去湖北带走了两个连,另外陈少敏同志去湖北时也带有部队。竹沟事变后有5个半连也都给5师了。除部队外,竹沟兴办了3期教导队(1期学员300多,2期学员500多,3期多少记不清了),还举办了党校和培养了司号员、理发员。

1940年在延安时,朱理治同志与我算了下账,前后共给5师部队计有3800余人。以上是游击队的壮大与充实五师与其他师的简单情况。

三、竹沟事变的简单回忆

竹沟事变是1939年农历10月2日。没有事变前,少奇同志去竹沟指示说:敌人要打你们,打不会派正规军来,而是要纠合一些地方民团,可能会冒充送壮丁的混进寨内。并指示说,你们要阻着西门,死守竹沟。10月2日[1]晚,竹沟东瓦岗来群众报告说,他们那里有部队,声称是刘汝明的部队。正说着,泌阳也来群众报告说,他们那里有张虎臣带的两个大队的地方民团,还带着3天的口粮。从这两个报告即可确定敌人要打竹沟了。这时省委开了会,作了守围竹沟的具体计划。在我们的及早注意并坚决死守下,白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天晚上决定突围。突围后,第一个集合点是孤山,第二个集合点是龙窝。天明到龙窝后,检查部队与家属基本没有掉队,随后便开往四望山与五师汇合。

以上是我的简单回忆,因时间长了,难免没有错误,仅供参考。

河南人民深切怀念王国华同志

我省人民尊敬的王老汉、曾任河南省副省长的王国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这位在革命战争年代,被国民党反动派以三千银元悬赏捉拿的农民领袖,却在革命胜利二十一年后,被我省推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那几个人迫害致死。十年来,全省人民不论是“四人帮”横行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还是在扫除.“四害”,沉浸在阳光灿烂的欢乐之中,不论是仇敌忾,掀起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怒涛,还是昂首阔步,挺进在新长征路上,都一直怀念着这位老同志。

(一)

王国华同志早年参加革命,在豫西、豫南领导农民运动。曾出席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瑞金中央苏区党校学习。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王国华同志年轻时就蓄下胡须。他常常凭着这簇胡须,避开敌人搜捕,插入敌人内部,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机智勇敢地完成各项任务,广大干部群众都尊敬地称他王老汉。三十年代初期,河南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国华和其他同志一起,在豫鄂边区坚持斗争,恢复党的组织,发展人民武装,开展农民运动,逐步创建和发展了有名的以竹沟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的妻子、儿子、弟弟等一家四口,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一九四二年,王国华同志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毛主席赞誉他为“农民领袖”。开会时,毛主席常说,请老汉讲几句。还派人帮助王国华同志学习文化,学习马列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国华同志虽已年逾花甲,并且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但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精神,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深受群众爱戴。一九六三年因患脑溢血致半身不遂后,敬爱的周总理曾指示河南省委要很好地照顾他,邓颖超同志还把自己写的《以坚强意志战胜疾病》一书相赠,并在信中亲切地嘱咐他与疾病进行顽强斗争,坚持革命,保持晚节,给王国华同志以极大的力量。在长期卧病中,他还一直关心着河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位铮铮硬汉、耿耿忠心的老革命、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我省那几个人横加罪名,残酷迫害致死。

(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省那几个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矛头直指各级党委和广大革命老干部。当时年近八十高龄,而且身已偏瘫、生活不能自理、住院疗养的王国华同志,也常常被拖上手推车推到批斗会上,遭受我省那几个人所支持的少数派头头、打砸抢分子推㨣批斗,侮辱谩骂,百般折磨,甚至不准解手,不准喝水。一次,王国华要水喝,先是不许,接着便是一碗滚烫的开水向脸上浇来,面部顿时烫起一片燎泡。在病情逐步恶化,批斗日益升级的情况下,王国华在革命同志的帮助下,逃出虎口,赴京治病。敬爱的周总理非常关怀王国华同志,不仅安排他住进医院,并派人到医院慰问,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王国华同志在首都环视全国斗争形势,回顾在河南的亲身经历,心里升起层层疑团,许多问题不可理解。思想上几经斗争,终于拿定了老主意:正确的东西就支持,错误的东西就抵制!

当有人告诉他,朱德同志、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批判斗争时,王国华同志悲愤地说: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准是中央出了坏人。

当有人告诉他武汉“七·二○”事件,陈再道同志被诬为场外“黑参谋”,现正在北京批斗时,王国华同志骂道:他妈的,明明是红参谋,怎么说是“黑参谋”!当即对女儿说,给你陈叔叔写封信,就说我向他问好!

中共许昌地委副书记段永健同志,被我省那几个人所支持的闹派头头、打砸抢分子打得遍体鳞伤。王国华同志见到他时,心痛地说,看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到毛主席、周总理那里告他们去!

王国华同志在北京住院期间,河南的一些干部群众,不断到医院看望,并常常谈起我省那几个人在河南挑起武斗,大批干部群众惨遭迫害的情况,王国华同志极表同情,告诉他们,错误路线总是不得人心的,人民一定要胜利。

王国华同志坚持原则,刚直不阿,认理不认人,敢于同一切错误作斗争,被我省那几个人视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了铲除他们拉帮结派、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便采取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的卑劣手法,污蔑王国华在北京组织“第三势力”,尽说他们的环话!密谋把王国华弄回河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那个精神支柱的授意下,有人以私人名义给三国华同志写了一封信,说什么“河南形势大好,将要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特派人去接你回郑参加三结合,并代表×××向你问好”,云云。王国华同志接读后,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人既不是省革筹的负责人,又没有说明是省革筹的决议,仅以工作人员身份,发私人信件,怎么竟说让我回郑参加三结合呢?这显然是一个骗局。他当场把信撕得粉碎,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回去!”

他们一看第一封信不灵,经过密谋策划,假惺惺地以关怀为名,于一九六七早十二月五日,又写了二封欺骗信。全文如下:

“王国华同志:

近来身体好吧!这一段人少工作忙,没有去看你。河南形势大好,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取得很大成绩,正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训练班,不久将成立省革命委员会。考虑到你在北京无人照顾,我们研究,你如果认为方便,请你回河南疗养,特派小宋同志去接你。

此致

敬礼

×××(盖章)

× ×(盖章)

×××(签字)

仅从信的署名,已使人感到我省那几个人为了把王国华同志骗回河南,真是费尽心机,手段卑鄙。而全信字勘句酌,语意双关,寓杀气于蜜语之中,比起上一封信来狡猾多了。当两个送信的赴京前,他们又私下交代:见了王国华,“就说是请他回来商量成立省革委,请他回来参加三结合”的。谎言一个接着一个,骗局一次比一次阴险。在他们一而再地欺骗催促下,王国华同志就回到了河南。

(三)

果然,王国华同志回到郑州以后,名义上被安置在岗哨森严的省委第二招待所,实际上无异于打入了与世隔绝的冷宫。不要说同他“商量成立省革委”,研究如何疗养,就连当面寒喧几句的人也极少。那个精神支柱与王国华的住室仅一墙之隔,却从未登门看一眼。当时省革筹的那几个主要人物几乎都住在二所,在一个饭厅吃饭,但一日三餐,并无一人走过来同王国华一家任何人打过招呼。王国华同志生气地说:我讨厌见这些人,以后把饭打回来好啦。从此,他再也没有进过这个餐厅。一天,王国华同志的爱人杨纯芝同志正搀扶着他在走廊里散步,那个精神支柱及其同伙迎面走来,“嘿嘿”冷笑两声,装模作样地把手伸了出来。王国华同志却睁大眼睛问道:“你们都是谁呀?”杨纯芝急忙接话:“这不是他×叔、×叔。”王国华哈哈大笑:“看我,老糊涂了,连你们也不识了。”那个精神支柱一语双关地说;“老汉白发苍苍不减当甲勇,唱《打渔杀家》不用化妆。”又是两声冷笑走开了。王国华回到住室后,骂道:“他妈的,我不认识他们,我认不死他们!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省那几个人周密地研究部署了如何解决王国华这个所谓“第三势力”总代表的问题。一方面把主要任务交给省委机关闹派人物,调兵遗将,组织力量,制订作战方案,一方面他们组织帮派骨干在全省大造舆论,胡说什么:“现在河南有个组织叫‘第三势力’,它是反革命组织,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国华一手操纵的,他们利用王国华在豫西、豫南人民中的影响,掌握农村,然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攻占郑州这座孤城。很明显,这是树王国华的威信,反对毛主席的,和叛徒集团有联系,是资产阶级的大杂绘,干了许多坏事,广大群众要起来抵制它……”。组织准备,舆论准备完成以后,就开始了对王国华同志的残酷迫害。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王国华同志也识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时刻准备迎接暴风雨的到来。

“第三势力”不是“和叛徒集团有联系”吗?我省那几个人就从这里开刀。他们支持的《井冈山报》首先登出了“王国华、朱理治(老党员、老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五届人大代表、五届政协常委、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八年四月逝世)、周骏鸣(老党员、老同志,和王国华同志一起在豫鄂边区坚持武装斗争。现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是从一个狗洞里爬出来的”所谓特大新闻,到处散发,遍及全省。王国华同志一听哈哈大笑说:“不要理它,他们是什么谣言都可以造出来的,不过谣言可以作为人们的笑料嘛!”接着;省委机关的闹派头子又气势汹池地闯进王国华的住室,一边翻着笔记本,一边阴阳怪气地说:“据有人交代,说他被捕时同你住在一个监狱里,你在狱中曾……”没等他说完,王国华就正言厉色地驳斥道:“尽瞎说,尽造谣,我根本就没被捕过。告诉我,那个揭发的人叫什么名字?他是不是被你们打糊涂了?”那个家伙看势不妙,只好溜走。

一九六八年五月,那个精神支柱借清理阶级队伍之名,发出紧急动员令,进一步迫害王国华同志。先以看病为名,于五月六日把王国华同志赶出二所,送进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省委机关哪几个打手不分昼夜,轮番批斗。六月十九日,又有几个凶恶的彪形大汉,乘家属不在身边的时机,把仅穿一条裤头的王国华同志扔上汽车拉回。一路上逼迫他承认是叛徒,是反革命。王国华同志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好人是坏人,毛主席知道,周总理知道,你们说我是哈就是哈,那就没有王法了

王国华同志回到家中,迫害之势日趋猛烈。有时在家被审讯,有时被拉到会场批斗,有时干脆拉上大街,在烈日下暴晒。王国华同忘总是大义凛然,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有时闭目养神,以示抗议;有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次打手们高喊:“打倒王国华,把王国华批成臭狗屎!”王国华把手一挥:“打倒你们一圈,把你们批成臭驴屎!”这时有人抛出了所谓叛徒材料,王国华毫不留情,一字一板地说:“那是王八卖笊篱——鳖编哩!”一句话激怒了那群打手,他们蜂拥而上,又是打,又是踢,又是拖,王国华同志乘坐的手推车轴被砸坏,滑轮脱落,王国华也被摔倒在水泥地上。

我省那几个人支持的省委机关闹派的头目们,发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批斗,不但不能奏效,反而常常出丑。于是,采取了更加毒辣的手段。夏季的一天,一群打手强迫杨纯芝用手推车把王国华推到省委机关南院的一间房子里。一进门,他们立即关起门窗,放下窗帝,象一群恶狼似的补向王国华,又是拔胡子,又是捺头,又是扭胳膊,要他交代在北京干了些什么,都是同哪些人接触等。当王国华提出抗议时,他们就用破鞋悟嘴,狂吼:“你再不老实,就打死你这个老反革命,这一回就是叫你死的。”当王国华同志说在北京总理派人看过他时,那帮人如获至宝,立即追问:“都问些哈?你向他讲了些啥?”他们虽然穷凶极恶地追问,但始终不能达到目的。与此同时,这群打手把杨纯芝拉到另一间屋里,诱骗说:“你是烈士家属,现在是你立功的时候了,你应该和老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好好揭发这个大土匪头子、大叛徒,”杨纯芝是王国华的老战友,她完全了解王国华。从北京回郑以后,她亲眼看见我省那几个人步步紧逼,追害自己的亲人,早已忍元可忍,今天又要她搞什么揭发,更是怒火满腔。为了保护王国华,为了揭穿他们的阴谋她答应:“好,我揭发!”那伙人信以为真,马上把她推到王国华的屋子里。一进门,杨纯芝就指着王国华说:“他的一家有许多人被国民党杀害了,他的弟弟被反动派把头割下来挂在确山城门上示过众,他光烈属证就有好几个……”这一番“揭发”,使暴徒们顿时目瞪口呆,当他们清醒过来时,立即对杨一顿拳打脚踢,把她打昏在地。

王国华、杨纯芝回到家里,全家人迅速围拢来询情况,王国华显出毫不在意的神情说:“他妈的,好狠心哪,把腰里打了个大包!”掀开衣裳看时,只见全身青一块,紫一块,遍体是伤痕。女儿书莲摸着那个包心酸地问:“爸爸,疼吗?”“不疼!”“那你为什么全身出汗呢?”,王国华同志微微笑了笑说:“你根本不懂,坏人打的就是不疼。告诉你妈,叫她也别哼,任何时候在敌人面前都不能低头。”女儿看到爸爸这样高龄,重病在身,不但不能得到治疗,还经常惨遭毒打,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就说:“爸呀,人叫你低头你就低头,不就少挨打了吗?”王国华对女儿瞪了一眼说:“怪不得你现在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哩!象你这样的人永远不能入党,你怕死!”书莲听了,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对爸爸更加肃然起敬。她从王国华讲过的无数革命斗争故事中,知道爸爸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为了同反动派作斗争,出生入死,把生命置之度外;今天,她又亲眼看到爸爸身陷林彪、“四人帮”的魔掌之中可巍然挺立,被我省那几个人迫害得生命危浅而从不低头。她暗暗地向爸爸宣誓,敬爱的爸爸呀,你永远是女儿学习的榜样,女儿一定要爸爸一样,不低头,不怕死,同他们斗争到底,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

北风吹,雪花飘,已到三九寒冬。王国华同志在我省那几个人及其帮派的残酷迫害下斗愈坚强。他们气急败坏,就把王国华同志定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进“牛鬼蛇神棚”,同时扣发了工资。

冬去春来。在一年多的残酷迫害中,王国华同志的病情确实愈来愈重了,我省那几个人不得不假惺惺地把他送进省人民医院。但是,他们又说王国华和杨纯芝同志都是坏人,王国华同志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再加上省委机关闹派人物大搞车轮战,到病房围攻,闹得日夜不宁,心神不安。一次,王国华需用消炎药,而这个全省最大的医院竟说缺货,最后,还是在省委机关工宣队师傅的帮助下,才在省直第二门诊部开了点小儿四环素。到下半年,王国华不断吐血、拉血,瘦骨鳞鳞,又不能进食。当时医院有一位实习大夫,针灸效果较好,家属恳切要求这位大夫为王国华针灸,但医院说这位大夫实习期满,要留下必须经省委批准。王书莲到省委向他们苦苦哀求,得到的回答是:不行。就是这样,在我省那几个人的残酷迫害下,王国华同志终于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含恨死去。王国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弥留之际仍然不忘革命,于生命奄奄一息之时,用微弱的声音,向家属们留下了自己的遗嘱:“要革命啊,不革命不行!我死后,你们要依靠组织找毛主席、周总理和李先念、邓颖超等同志,他们都了解我,把问题搞清楚,用我一生的革命历史,教育子子孙孙永远革命。”

(四)

王国华同志一断气,他的家属子女就向省委、省革委报了丧,希望省委赶快派人到医院料理后事。

谁知从上午一直等到日头落,不但省委、省革委的负责人没有一个照面,就连办事员也无一人进医院的门。

天已经黑好大一会了,突然省政协去了两个“造反派”头头。他们一不看望死者,二不慰问家属,开口就说:“省委叫通知你们,叫王国华穿他随身的衣服,送到太平间,明天火化。”

王国华同志是党的老干部、老党员。当时是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省政协副主席、曾任河南省副省长,为什么省委、省革委不出面,却叫省政协出面办理他的丧事呢?真是岂有此理!王国华同志的家属和子女怎么也想不通。他们找省委、省革委领导人和有关办事机构,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请求能有个起码的答复,一次、两次、三次,一天、两天、三天,一直找了五天五夜,谁也没有答复一句。这么一个老同志,在那里晾尸无人过问。家属和子女气愤不过,就决定一齐出动,分头到省委南院,直接找省委领导人面谈。女儿王书莲等人到了省革委办事组,那里正有几在嘀响咕咕说王老汉的丧事,书莲一进门,一个人忽地站起来,大声嚷道:“谁叫你们来闹的!你们的后台是谁!?”

王书莲掏出毛主席箸作《为人民服务》,高声念道:“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还没等王书莲念完,那人就大发雷霆:“你看过公安六条没有,你母亲是什么人?”

在同一时间里,王国华同志的儿子王雷生等人直接找到了我省那几个人中的某人的家,那个家伙一见,大发雷霆,指着雷生训斥道:“你爸爸活那么大年纪就不错啦,听说你爸爸还没有火化我很生气,哪有人死了在屋里放那么多天的!追悼会没法开!悼词不能写!结论不能做!家属子女没有生活来源可以下乡,靠劳动吃饭吗!什么抚恤金不抚恤金,生活费不生活费的,我根本不懂,哪来的那么多事!”

在我省那几个人的黑暗统治下,要想弄清是非,明辨真理是不可能的。家属和子女们怀着无限的悲愤,把王老的尸体运到火葬场,在那里开了个追掉会,由雷生代表全家致了悼词,姐弟们一起,把老人的尸体火化了。

(五)

我省那几个人,不仅罗织罪名,残酷地迫害王国华同志,而且迫害他全家。他们在批判、游斗王国华同志的同时,强迫老汉一家老少,人人戴牛鬼蛇神帽,穿牛鬼蛇神衣,挂牛鬼蛇神牌,扎牛鬼蛇神绳,打牛鬼蛇神旗。,纸糊的牛鬼蛇神衣强迫穿到身上不准脱掉,不准弄烂,否则就说是现行反革命,就要拳打棍敲。杨纯芝同志,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她的爱人张庚先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留下她和三个孩子。当时环境十分恶劣,部队流动性很大,为了保护好革命烈士的后代,部队领导同志命令她回到地方隐藏,待形势好转后再派人去接他们母子。杨纯芝带孩子回到娘家。这时敌人正在发展一贯道,强迫群众参加,谁不参加,就说谁是共产党、是“通匪”。杨纯芝离家多年突然回来,更引起敌人的注意,强迫她必须参加一贯道,否则,以“匪婆”论处。她为了隐蔽身份,就加入了一贯道,但敌人还是对她怀疑,步步加紧对她进行迫害。娘家不能蹲,她就领着孩子偷偷地跑了出来,靠要饭和给人帮工过活,四处奔走,寻找党组织,寻找原来的部队,一直到一九四七年重新回到革命大家庭来。一九四九年和王国华同志结了婚。就是这么一个老同志,我省那几个人,硬抓住她的所谓“历史问题”,对她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把杨纯芝同志交给公安机关,作为内部专政对象处理。他们操纵一些打手,逼着杨纯芝同志脱光脚在石子路上走,边走边用棍棒敲打。他们私设公堂,对杨纯芝同志进行严刑拷打,非法审讯,用玻璃扎她的手,用火烧她的头发,甚至假枪毙,对她进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与摧残,致使杨纯芝同志至今仍患心脏病、全身创伤性关节炎、精神分裂症等多种疾病。

王国华同志的大儿和儿媳,都是党多年培养的搞尖端技术的人才,也被株连调离原来的岗位,下放劳动。女婿是飞行员,被强迫停止飞行,接着又制造放毒事件,裁赃陷害,妄图把他女儿、女婿都打成反革命。就连刚满三岁的小外孙,也被强迫剃了个牛鬼蛇神头。

如果说封建地主阶级镇压农民的法律有“一人犯罪,全家遭斩,户灭九族”的反动条文,我省那几个人比起封建地主阶级来有过之无不及。王国华同志的岳父家,都因他而株连遭难。两个弟弟都是医生,被强迫回家,既不许开张看病,又不给开粮食、户口关系,成了“黑人”;靠要饭、打零工过活。岳母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一伙暴徒硬逼她抱着纸扎的刘少奇像游街示众。老人就说了一句“我根本不认识刘少奇”,这些家伙就劈头盖脸地打起来,边打边问:“你认识王国华不认识,王国华是个大坏蛋,老反革命,他就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你认识王国华就认识刘少奇,再说不认识就打死你。”活活把老人折磨死了。

当年,反动派头子蒋介石围剿共产党人是“宁可错杀三千,不许漏网一人”。我省那几个人继承了将介石的衣钵,变本加厉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不仅追害王国华同志及其一家和亲友,还有许许多多的老战友、老部下惨遭迫害。王国华同志的老战友、人民解放军空军某军负责同志宁怀,被撕掉领章帽徽残酷批斗。张国英同志曾任王国华同志的秘书,也被迫害致死。甚至与他毫不相干的人,也无辜遭到残酷的迫害。中原电业管理局有个青年工人王金明,和王国华同志及其一家素不相识,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在郑州火车站乘火车,正好碰上王国华同志的家属和子女护送老汉乘火车去北京治病,老汉身躯高大,又是个瘫痪,上火车十分困难,王金明主动上前,帮助把老汉背上火车。王金明同志因此遭到轮番批斗,被活活打死,暴徒们还在王金明同志的棺材上写着:“这是反革命分子王国华的孝子贤孙,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就不吃。”哪一个法西斯王朝,能比这更暴!更凶狠!

十月的一声春雷,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我们的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逐步深入,我省那几个人的丑恶嘴脸日渐暴露出来了,残害人命,制造大批冤案、假案的小丑们,一个一个地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河南人民重见天日,王国华同志十年沉冤,终于昭雪了。

尊敬的王国华同志,党了解您,河南人民了解您,您的历史是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过的,从来就是清白的。几十年的功勋,河南的党,河南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目前,全省人民,正在省委的领导下,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搞四化。您的遗愿,必将变为光辉灿烂的现实。安息吧,敬爱的王国华同志!(陈随源 确山县党史办公室主任 张群良 河南省党史办委员会研究员、国家史志办公室主任 段德文 河南省党史委员会研究员,党史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李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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